国元证券如何炒股票
接下来具体说说
炒股很容易炒出**来
这三年,我经常去东方财富网站浏览,发现不少股民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股票涨了也怕,跌也更怕,每天都提心吊胆过日子。
昨天,政府出台多重利好政策,股市一下子高开5%以上,券商股几乎全体一字涨停。但涨停只保持一分钟,就纷纷炸板,所有股票都高开低走,中途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结果,深市和沪市都收了一个绿色的大阴棒子,把许多追涨的股民给狠狠地套上了。这下子,等于晴天霹雳,把亿万股民给打懵了,估计至少百万人会因为想不通会患上心理疾病。
想到这里,本人忽然顿悟,本人炒股多年,也会不知不觉患有**,要及时自救,健康与赚钱更重要。于是,我静心思考炒股历程,发现近几年国元证券这只股票令我身心交瘁,失望之极,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健康了。
三年前,我开始建仓国元证券(000728),是看好整个券商股的业绩良好,而且它在四十多个同类股票里面盘子小,业绩也不错,股价和净资产差不多。哪知,一买就上套,一套就是三年呀!期间,我多次补仓操作,也降低了成本,但仍然没有解套。
去年8月以来,随着注册制的临近,券商股的利好消息不断,而且业绩受疫情的影响最小,要有非常好的预期。按照炒股就是炒预期的说法,券商也应该带领股市轰轰烈烈走向牛市。可我们的股市就是不讲理性,它完全靠资金随机炒作而波动,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几乎没有关系。
以国元证券的基本面,它的股价应该在10至15元,可人家就在长期在7元附近徘徊,小幅波动,很难做波段操作来降低成本。我一直期望它在2022年底上10元,我还能赚一些钱,再来全心炒作海康威视002415这只优质股。可惜,它不但不涨,最近四个来月还在7元以下爬行,让我错过了在002415上面赚大钱的机会,心情也十分烦闷。
7月28日,我实在受不了,就在上午8点之前填写7元的卖出指令,卖出四分之一。真的是一卖出它就涨,当天上午猛然发力,大涨6%以上,我等于卖在了低位。不过,我的心情轻松多了。
随着*局振兴股市的指示精神,所有的券商股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涨,领头羊翻倍,其他券商涨幅都在20个点以上,只有国元证券涨幅13个点左右,而且一个涨停也没有。8月4日,它冲到8.11元,我以为它至少还有一个涨停板,就没有操作。此后,它就像阳痿一样,越来越软。
我空喜一场,错过一次难得的高抛再低吸的机会,心情糟糕起来,痛恨自己命苦。到8月14日,我果断在7.5元卖出大半,只留下小部分仓位,让它涨跌吧,我潇洒地放手了,不管了,不到10元以上我一股也卖!
8月28日,它同所有的证券股一样开盘直接涨停,一分钟后瘫软,跌跌不休。不少股民骂证券股是渣男,这一点确实骂得好。我相信证券股把其他股民也折磨得痛不欲生,十分难受。但我已经从中解脱出来了,我宁愿少赚,宁愿继续套牢,我也要轻松炒股。
下面再说一下我对海康威视(002415)的炒作。昨天开盘大涨,它的开盘直接大涨近6%,股价为35.23元,也是当天*高价。我因为工作忙,就发出一个33.8元买入的指令,不再管它了。没想到全部成交,共成交1000股,都是在最低价买入,与当天最低价一分不差。
今天,我明知它后势会连续涨,预计涨到44元没问题,但我还是填写一个35.4元的卖出指令,发出后不再盯盘。结果,它同样全部成交了,只比*高价低8分钱,可见我的估计多么准确,比一直盯盘者操作都要好。
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近代中国*治史、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机构。
从1918年至1923年,蒋介石和它发生过密切关系;它也曾给予蒋的生活、思想以深刻影响。1920年初,蒋甚至有过以经纪人为职业,“作棉花、棉纱买卖”的念头。
但是,前此有关论述大都依靠个别人员的回忆录,或流于肤浅,或谬误连篇。本文将根据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清理有关史实,希望能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比较准确、清晰的说明。
但是,由于某些环节的资料尚感不足,因此,本文又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资料的发现。
上海交易所是孙中山倡办的孙中山在多年的**生涯中,始终为经费所窘。
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你懂得)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无缘无故支持)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
同月5日,由戴季陶出面与三上的代表中岛行一签订草约,规定资本总额为上海通用银元500万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所得红利,日本资本团得十分之八,创立人得十分之二,同时规定,交易所须聘用日本资本团推选的精通业务之人为顾问,合议处理一切。
其后,对草约个别条款作过修改,即行定案,签字者有孙文(中山)、赵家艺、虞和德(洽卿)、张人杰(静江)、洪承祁、戴传贤(季陶)、周佩箴等11人。
次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治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
呈文首先历述中国缺乏交易所的种种弊病,中云: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
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
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国心也。
呈文声称:
“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
据有关人员回忆,该文由朱执信起草,但既由孙中山领衔,应视为孙中山的重要佚文。
根据该呈文,上海交易所中报的业务范围有证券、花纱、金银、中外布匹、皮毛等7项。
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关于物品交易,咨请江苏*长查复报部,再行核办。
同月,戴季陶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筹备处。
但是,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上海市面顿时陷入混乱,银根突紧,拆息猛涨,商业停滞,交易所筹办暂停。
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利用前案,继续申办。戴等秘密组织协进社,吸收原发起人虞洽卿、赵家艺、洪承祈为社员。
同年3月,日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棉纱、棉花等,企图操纵上海市场。
各业商董认为,“我不自办,彼将反客为主,握我商权”,因此,虞洽卿等于同年7月成立预备会,推虞及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周佩箴五人为筹备,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汉章)、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纷纷加入为发起人。
此后,遂由虞洽卿领衔,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会之趋势,实不容再缓”为理由,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
但是,上海各商帮旋即产生分办、合办之争。原发起人金业董事施兆祥、徐甫孙拟申请成立上海金业交易所,原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范季美等人拟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
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分为三家交易所办理。虞洽卿等据案力争,农商部训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讨论,并饬江苏实业厅详查。结果辗转迁延,不能决定。
1919年6月27日,农商部认为合办资本势力较为雄厚,取决多数,以合办为宜,准予先行开办。
此令既下,上海金业、股票两业仍有异议。
12月20日,农商部再令,要求从交易所营业范围内除去证券、金类,以免纠葛,但虞洽卿等旋即提出异议,呈请免于修改。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
计股东572户,10万股,到场股东或代表408户,代表85408权2,超过半数。
会议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虞在致词中追溯了中国交易会的发起历史,声称20年前,即有袁子壮及周熊甫二君提议创办,但未成事,“民国五年冬间,孙中山先生又复发起,鄙人追随其后”,“屈指二十载,交易所之创造艰难,一至于斯。
幸今日股本已超过原额数百股,可知我国商业之程度日高,将来本所之成绩,必大有可观”云云。会议选举理事17人,监察人3人。
虞洽卿以81633权居理事靠前位。
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
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枕琴)以53860权当选为监察人。
对此,蒋介石日记云:
“枕琴当选为交易所监察人。”
可见,他是相当重视的。
周骏彦在辛亥前被官府选派赴日留学,入警监学校,与蒋介石结为同志。曾参加宁波光复之役,为率化军政分府负责人之一。
1911年冬,在蒋介石麾下任军需科科长。
后任宁波商业学校校长。二次**失败,蒋介石受通缉,周曾将蒋藏于校内。
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赵林士、郭外峰、邹静斋、盛丕华为常务理事。
其中,宁波人郭外峰曾在日本长崎道胜银行工作18年。
蒋介石组建茂新号,陈果夫充当经纪人从孙中山倡办交易所之日起,蒋介石即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共同参与筹备。
1920年4月,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合,从福建漳州的粤军总部回到上海,与陈果夫共同筹办友爱公司。
同年6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五千圆,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四百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驶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
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原在上海经营福康钱庄。
1918年5月,陈经其岳父介绍,到沪任晋安钱庄助理信房。
1919年,他曾借用蒋介石存在晋安的一千多两银子,“做了一笔洋钿生意”,三个星期赚了六百几十两银子。
因此,在**党人中,陈比较熟悉金融,懂一点经营之道。这是蒋介石推陈出任义务经理的缘由。
不过,这个友爱公司似乎并没有成立起来。计划刚定,蒋介石迅即碰到了国际金融风潮。伦敦、纽约银价下跌,上海的银价也随之突然大落。
这一事件使蒋介石的经商遇到了靠前次挫折,加之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也出现矛盾。失意之余,蒋介石离开上海,寄情山水去了。
《年谱》云:
“公以我谋莫展,而闺房与商业又连不得意,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
普陀归来后,蒋介石继续与张静江等商量交易所事宜。
1920年6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
“往静江家,与配箴商议公司事。”
佩箴,指周佩箴,吴兴南浔镇人,与张静江有姻亲关系,原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1920年5月29日被补选为常务理事。
这里所说的公司当即几天后出现的茂新公司。
同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
王正廷、王正亭及江苏*长、上海道尹代表等三千余人出席致贺。
当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则广告: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关于此事,陈果夫回忆说:
“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
此后几天内,蒋介石日记连续出现关于茂新号的记载,可见此事已成为蒋的兴奋中心,也可见他为此焦思苦虑的情况:
1920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经营踌躇也,晚间不能安眠。”
1920年7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晚在寓商议茂新公司组织法。”
1920年7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
“到茂新及冶诚处。”
办友爱公司时,蒋曾表示,全部资本由他负责;但在组建茂新公司时,其资金则并非来源于蒋。
据陈果夫回忆:
它的开办,最初由朱守梅出资两千元,又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一千两银子。资本总数不过三千数百元现金。
茂新号开业后并不顺利。靠前天开张,就亏了一千七百余元。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托朱守梅代购股票,价格上也吃亏很大。朱原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毕业于两浙高等师范学校;初营商业,没有经验。
6月25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试验,收盘价每股29.9元。
27日,价格陆续上涨。
到7月4日,已经涨到开盘价31元,收盘价31.2元;下午继续上涨(开盘价31.6元,收盘价31.9元,记账价32元)。
以后几天中,价格陆续升高,至7月4日,已经涨到每股42元。
朱守梅在低价时没有买进,到高价时,才突然收购。
蒋介石得悉此讯,极为懊恼。
当日日记云:
“益钦【卿】来舍,知上交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惊骇。即往茂新访守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不胜忧虑。初做生意者之不可靠也。果夫来会,其形容甚悲伤,甚至含泪而诉,乃知其不能作生意也。”
蒋介石托人买进高价股票本已吃亏,他完全没有想到,几天后,价格却又突然回落。
蒋介石在福建接到陈果夫电报,获悉有关消息。
日记云:
“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相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
两天后,又记云:
“接果信,知其胆小多虑,不能作生意也。”
此次赴闽,本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力劝的结果,目的是协助陈炯明。许崇智处理军务。
蒋介石对陈炯明有意见,到闽后,又发现陈、许二人不和,认为事无可为,便于8月5日离闽返乡。
在老家,他依然惦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买卖情况,思考对策,并派人赴沪传达他的意见。
下旬返沪后,又亲到交易所参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蒋介石感到头晕脑胀,不禁产生经纪人难当的感叹。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后来逐渐兴旺。
陈果夫回忆说: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较好则有二千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
于此可见,陈果夫在经营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扩大投资,成立恒泰号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蒋介石等即集议另组公司。
9月2日,蒋介石决定退出6股。
第二天,蒋介石访问张静江,因为心情不好,狠狠地揍了车夫一顿。(其实被别人打成熊猫眼)
9月5日,蒋介石、陈果夫、朱守梅等人再次集议,研究公司改组事宜。
蒋介石决定投资4000银元,作为与张静江合作的本钱;同时决定投资5000元,托人经营临时商业。
9月22日,蒋介石再次访问张静江,谈经商事,蒋介石决定投资15000元作为成本。
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要在商业上大干一场之际,粤桂战争正在紧张进行。
9月30日,蒋介石离开上海,赶赴前线。
但是,又因与陈炯明意见不一,于11月12日回到上海,次日回到老家。
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张静江、戴季陶要求蒋与孙中山同行,戴并曾到甬相劝,声色俱厉地责以大义,但蒋仍坚决拒绝。
12月上旬,蒋介石再到上海,15日,决定与张静江等17人合作,继续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事业,定名为恒泰号。
议定条件如下:
一、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君秉三出名。
二、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
三、资本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四、占股数目,蒋伟记四股,张静江五股。
五、此契约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式十八份。
该合同现存,下有吴俊记等17人签名,其中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陈明记是陈果夫的化名,朱守记是朱守梅的化名,张秉记是张静江的侄子张秉三(名有伦)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的化名,张升记是张静江的哥哥张升群的化名,蒋伟记名下,蒋介石亲笔签了中正二字。
不过,其股份是由张静江代认的。
这一年,与蒋介石有关的商业继续亏本。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虞洽卿曾于1920年9月向农商部呈请注册,同年11月,虞并亲自到北京活动。
但是,由于江苏省议会及张都致电农商部,要求在《交易所法》未修正前停发执照,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注册因此受阻。
直到次年3月7日,虞洽卿再次向农商部呈请发给营业执照时,才出现转机。
3月1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申领执照及扩大金银业务等喜讯,函称:
“股票价格前日稍稍回头,大约今日可以望好,因为执照今日可以在北京发给,发给后,金即欲发表,所以只几天可以望好。”
不过,直到当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才批准发照。
张静江等鉴于即将领到营业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的业务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4万6千元,每股100元。计蒋伟记44股,张静记55股。
但是,业务仍然很不顺利。
当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下,离开奉化,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参加讨论授桂作战计划。
不久,因与陈炯明发生矛盾,于同月回返奉化,其后就一直留在家里。
4月间,蒋介石接连收到张静江的告急电报,声称:
“商战为人环攻,请兄速来营救。”
蒋介石不知道恒泰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担心,又气恼,一时神情失常。
但是,蒋介石很快就自觉不够镇静,在日记中严厉自贵:
“何养气不到一至于此哉!”
在张静江连电告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匆匆赶赴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林业明(焕廷)等商量挽救办法。
4月17日,蒋介石日记云:
“果夫来晤,谈及静公交易为人攻击事,往访焕廷先生。再到大庆里与季陶谈天,商量生涯解急之法。”
次日日记云:
“下午,与静江、季陶聚议,商量营业事。”
两天日记,虽是寥寥几行,但蒋介石等人的焦急情状,历历可见。
不过,半个月之后,命运之神就又给蒋介石等人送来了喜讯:
“股票价格上涨。”
5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接静兄函,知交股价涨至百零八元。”
5月5日,日记又云:
“接守梅电,知交股票价涨至百廿四元。”
对于股民来说,没有比股价暴涨更好的消息了,蒋介石兴奋之余,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
“甚为欣幸!”
孙中山于4月7日在广州被选为非常(非法)大总统。计划发动讨桂战争。
4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告以“军情紧急”,要他迅速来粤襄助;陈焖明、许崇智、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函电交驰,敦促蒋介石赴粤。
5月10日,蒋介石启程。
在粤期间,蒋介石收到陈果夫一函,报告交易所情况以及他和张静江之间的矛盾,中云:
“静公为欲取回高所没收证金之一部(即我们四家共做老股三万股,计纳证金一百廿万元,被没收者,外间只拿到七十五万,其余四十五万,原为本所填补差金,现拟取回者即此一部分)瞩我去商者约七八次。然彼自作主意,未尝纳我丝毫意见。我亦因不善语言,故有意往往不能尽达。且此时以为可办,并不反对。近日彼大有急急动作之意,侄不得不细心考察。考察结果,以为此事现在万不可行,而二先生只顾自己一方面,不管他人为难。且此事由厉君为之奔走,难免为他方所利用,一举而成,则彼等坐失其利。否则我方名誉损失之外,尚须再弃若干辛苦钱。现在所中所怕者是空头,余款由空头来争,而且未必能得,如由多头争,则将由上海全埠之人所唾骂,即使用全力致胜,空头方面岂不又有说话,甚至要和你办大交涉。因为当时糊里糊涂过去,现在明白了,做三万吸多头者原来是你,即使你拿得到,也是不得安枕,况且我们经纪人是代客买卖,现在我们代表买方出场,将何以对得起一班吃亏最大,空头、套头的客人!所以我想来想去,不能替他做这一件事。我已经拒绝他了。不知我叔之意见如何?我拟将客人的交易如数了清之后,经纪人也不要做了,将茂新停办。”
函中所言“空头”,指卖出股票者;“多头”,指买进股票者;“套头”,指利用近期和远期股票的差价以套取利润者;“我叔”,指蒋介石。
据此函所述可知:
张静江等做“多头”,买进交易所“老股”3万股,由于判断错误,保证金120万元被没收,其中75万赔偿损失,另45万元有可能收回。
张静江急于动作,挽回损失,和陈果夫商量过七八次,但陈认为此时万不可行,如做,不仅钱收不回来,而且有可能被全上海人睡骂,因此坚决拒绝,和张发生争论。
同函又云:
“他前天晚上说名誉不顾这些气话,但是我不能不顾他和我们的名誉,况且还是名誉坏了也必无效果的事情。”
可以看出,张、陈之间已从挽回损失的时机发展为要不要名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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