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什么意思？

中体西用是什么意思

◆万景路同样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几乎同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可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日本，从此突飞猛进，顺利地完成了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而中国，却从此沉沦下去，一蹶不振。接下来具体说说

武汉过客·张之洞·中体西用究竟是什么意思？

武汉中西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为张之洞“中体西用”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张之洞办工厂、兴学校固然影响很大，但总结出“中体西用”，影响全国，垂留后世。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企业、兴革文教，关键在于调协中西学关系，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缺少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科学界定。中国在强盛和上升发展时，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别夷夏之防，对外来文化有所吸收，没有自觉地优选，尤其是宋朝以后，往往以中华文化的优越而鄙夷异质文化，存在一种中学独尊论、中学中心论。到了近代，国门大开，睁眼看世界，形成了中西会通论、中体西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思想逐步形成发展总结出来的，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被洋务派贯彻到*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期间，推出了影响海内外的《劝学篇》，这是“体用学派”集大成代表作。当时他撰写《劝学篇》的目的是继续宣扬洋务运动，抵制维新派的变*思想。

《劝学篇》撰写于1898年4月，现在我们看到的武昌两湖书院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上、下册，无疑是最早的本子。维新运动高涨时，张之洞在武昌，反复体会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想法，看清了维新派的*治主张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有着本质的不同，维新派宣传的“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民权平等”说、倡立“议院”说等与张之洞的思想有很大出入。因此，张之洞企图用《劝学篇》以正民心。不过，张之洞这一作品更深层的还是系统阐述洋务思想，表述自己爱国卫道的理念。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9、外篇15。内篇“务本”，阐述世道人心、伦理道德，以抵制维新派；外篇“务通”，阐述如何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等，抨击了顽固派，提出了“变*”、改*的主张。

《劝学篇》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写成的。当时维新派成立保国会，要求变*，是为了拯救国难，救亡图存；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也是在呼吁国人，以印度、越南、朝鲜等国为戒，要求学习西方、‘“变器”、“变事”、富国强兵，免做殖民地、不当亡国奴。

这种爱国思想，贯穿于通篇。序言中开篇即呼:“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国，耻不如古罗马。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这些言论，是在国家危亡当头，呼吁国人奋起拯救，要像日本那样，由沉睡中猛醒，改弦更张，达于富强。不然，就将沦为印度、越南那样的殖民地，成为亡国奴。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对有损国家和民族的投降派曾奋力抨击；在巡抚、总督任内，曾亲自指挥抗法，关心支持**，对伊犁条约、中法交涉、马关议和都不避权贵，倡言反对。当中国面临列强瓜分，民族危机到来时，他呼吁拯救，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张之洞的爱国既深具民族大义，爱的是中国，同时又爱的是清王朝。

张之洞从政后青云直上，是清政府倚重的权臣。他之所以能够为清政府、尤其是为慈禧太后所倚重，这是和他“恪守臣节”的忠君思想分不开的。

《劝学篇》中，倾注了张之洞浓厚的忠君思想。他自己忠君，也用浓墨教人忠君。

《劝学篇》贯穿卫道和求变思想。张之洞是孔孟之“嫡派”，他尊崇孔孟之学，认为别的道义可以通融，惟独孔孟之道、封建纲常万不可变。在《明纲第三》篇里，搬出了封建纲常伦理，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尊奉“三纲五常”，以此反对民权之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认为，西方**主义国家也有忠君、卑妇、尊长之道。维新派将西方弊政授之国人，尽弃国政国教，将为地球万国共弃。

卫道当然是张之洞的根本*治理念，但作为一个改*家，他不是一成不变地维护封建*治传统，他时刻都在改善封建政制，应付时局。他后半生无日不在求变，既要立足中学，又要引进西学。不仅要引入西学，还要引入西政。到后来在预备立宪中还赞成开设议院、选举官员。他将卫道和求变集于一体。

《劝学篇》中，崇古文经学，反今文经学。张之洞在复杂而又庞大的经学体系中，祟尚汉学，但不排斥宋学。他平生恶公羊学，认为这是乱臣贼子的理论。康**倡三统、三世和孔子改制之说，为维新张本。张在《劝学篇》中攻击其“有大毒，可以杀人”。

“中体西用”论，提出了对中学、西学关系的阐释，是对封建制度与**主义国家科学文化技艺关系的一种规定，摆明了两者间“体”与“用”的主从关系。

这种理论和洋务派自我标榜的“富国强兵”、“保国保种”的目的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洋务派所标榜的这种目的并不能一概证明他们都是真能做到爱国。因为某些作出这种自我标榜的人恰恰是对外妥协者。

“中体西用”论具有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属性。“中体西用”论坚持以中学为体，以清王朝的文武制度为体，就表明了这种理论浸透了对封建统治的忠心。这种理论中的“西学为用”，并不是以西学否定中学、代替中学，而只是出自“为我所需”的目的，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以西学加固和改进中学。因此，洋务派采用西学恰恰顽强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一定程度要求改*的品性。

“中体西用”论并不是张之洞个人唯意志的产物。这一概括归根结底来源于19 世纪后期颇具规模的洋务运动的实践，是这个运动在理论上的总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上至王公督抚，下至幕友胥吏，信奉者、推行者大有人在，远在他之前，人们就作了大意相同的表述。

“中体西用”论首先是一种教育思想。张之洞在1898年写的《劝学篇》中，就着眼于兴学、治学，确立中体西用宗旨。《劝学篇》内外篇，内篇讲“体”，外篇讲“用”。张之洞深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不稳固，人心浮动思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的变局。在这种危境中，中国必图自保，保国、保教、保种。基于这种出发点，兴办教育就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张之洞看来，要保国、保教、保种，必须坚持中学。中学者何?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地图为旧学。”因为四书五经、孔孟程朱之学，是祖述纲常名教之圣经，正人心、治国家之大经**，是不能变的。张之洞引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作论证，强调纲常之道永恒不变。本此，张之洞认为治学、兴学要“先以中学固其根底”，“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懂得先圣先师之道，才能固人心，保国家。

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张之洞又主张“西学为用”，这是教育内容和手段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要保国保教保种，光靠中学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西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在他看来，西学“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那么什么是西学呢?张之洞认为西学不只是制造坚船利炮的学问，还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他不仅主张效法西方技艺，而且主张学校中要学习西方史，也要了解西方*治。他提出在学校中增设五学: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认为这些“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对于西政，他作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

张之洞在学习西方方面比他的洋务前辈们只知道制器练兵要广阔，更多地承认了向西方学习的范围。对于中西学的关系，张之洞是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结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直接创办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以及武昌陆军小学等一批学校，就是实现这种“中体西用”教育原则的标本。在这些学校中，一方面坚持攻读中国经史，向学生灌输名教伦常等整套治身心的传统观念，又开展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以及外语等西学科目的学习。两湖书院延聘外国教习，多次派学生出国留学。

“中体西用”论又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治思想，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治国方案。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这个“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生产手段和科技文化，达到强化这一本体的目的。它的公式是封建体制加**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提出这样一种建国和治国方案的是封建统治集团中既忠于现存统治秩序又具有一定改*要求的洋务派。这些洋务派，因为效忠清室、恭奉圣教，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但他们比较清醒、比较现实和比较有远见的态度，使他们勇于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他们的练兵制器也好，求富求强也好，师法西艺、西政、西史也好，都是学习西方**主义社会中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这就不能不是一种或多或少的要求变革的倾向。因此，洋务派是具有一定变革要求的封建官僚，他们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具有一定变革倾向的统治阶级思想。

“中体西用”论出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和保守的发展过程。它是和洋务运动共始终的，是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实际指导原则。如果说洋务派推行洋务既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又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多少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那么作为这一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论也就不能简单否定。尽管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但在洋务运动中建成的工厂，开发的矿山，制造的机器，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等等物质成果，就体现了“中体西用”论的一定的历史作用。

“中体西用”论的出现，动摇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形成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愚昧僵化的思想统治，给麻木不仁的上层社会以触动，形成了顶替旧权威、思想开放的转机。比较有现实感的洋务派从沉沉昏睡的封建古国的愚昧中惊醒了过来，承认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积极加以引进和师法，这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了中学的不足，必须用西学加以补充。这对自来以中学为唯一体系的思想界，在事实上打破了一个缺口。坚冰既已破裂，那么发展下去就只能继续崩溃，而**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则继续在这缺口上渗入。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是一个进步。“中体西用”论正是这样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成为向西方学习所迈出的一个步伐，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社会功效。起初，这种思潮的出现是颇具一点变革精神的，所以封建顽固派攻击这是“用夷变夏”。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攻击洋务派“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由清廷贵族、顽固士子为骨干所组成的顽固派闭目塞听，胶执成见，“动以不谈洋务为高，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尽管顽固派的实力和社会基础远远超过了洋务派，但洋务派还是将洋务事业干下去。如李鸿章“独守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张之洞治鄂，以兴办洋务为己任，当时“群疑众谤，阻力横之，即左右共事之人，亦且虑其难成”。但他仍进行不辍。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从思想史的形成来看，构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洋务派和维新派、把“中体西用”论和维新变*思想绝对对立起来，当然，两者有过对立。但维新派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也和洋务派有一定联系，它们在对立中又存在衔接。

中体西用，提出时是较纯真实用的，后来却被统治者歪曲利用了

“中体西用”是我国清朝末期“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之一。意思是，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

“中体西用”最初由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提出，它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是较纯真实用的。但后期却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下面论述。

一、“中体西用”的历史合理性

冯桂芬为晚清改良主义的先驱人物，是他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在经历了数次以**战争为代表的屈辱事件之后，冯桂芬面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为了挽救饱受欺凌的国家，他大胆建议改*时政。

冯桂芬提出的具体措施，是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并首次提出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即“中体西用”的观点。

冯桂芬在总结屡次中国与外国豪强战争失败的教训后，深刻认识到当朝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除了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外，还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

在分析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时，冯桂芬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非常难忍可贵的。

冯桂芬进一步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非常强调中国必须自己掌握新式技术，而不是只使用外国好的东西。此观念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的思想。对我们现代如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由此可见，冯桂芬提出的“中体西用”观点，在承认当时中国落后的前提下，很现实地提出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过渡方法，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全面学习西方好的东西，这是非常具有实用性与前瞻性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理论不仅对洋务派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所以说，这种观点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二、后期被统治者利用

虽然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在提出的当初是较纯真，而且针对当时的国情来说，也是比较实用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中体西用”作为一种中西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就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将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理论，系统地阐述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劝学篇》 ）：

其中的“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体”的意思是主体，主要是指在核心理念、价值观和原则方法。“用”的意思是辅助，主要是指在行为方法、工具和产品等方面。

总体来说，张之洞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戊戌变*失败以后的中国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

所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后期已经被晚清统治者所利用，为其维持统治地位服务了。

三、笔者评说：

“中体西用”最初由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提出，它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是较纯真实用的。这种观点为长期处于封建体制下的中国，打开国门，吸纳先进技术，改善落后状况等，提供了一种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法。

更加值得称赞的是，冯桂芬强调不能单纯使用国外先进物品，一定要自己掌握先进的技术，这与现在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一定要进行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最终**为自己的技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理论，后期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了。这说明，我们在学习与研究古人思想理论时，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更不能死搬硬套。而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运用其正确的观念与方法，为我们现代化事业服务。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是一样的吗？

◆ 万景路

同样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几乎同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可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日本，从此突飞猛进，顺利地完成了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而中国，却从此沉沦下去，一蹶不振。反思原因，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事实是，两国所采取的不同的对应方法，最终使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了中日两国今日不同宿命的分水岭。

当年随着国门撬开一缝，李鸿章的欧美八国行，西方先进的玩意儿就借机挤了一些进来，这也就导致了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戊戌变*运动的发生，而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辈就成为了推动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舶、武器、通信等的主流人物。于是，“中体西用”的提法也就适时而生了。遗憾的是，正处于百废待兴变革中的中国，在当时却经历了中法、中日战争的双双败北，一时间，“中体西用”究竟有无价值，成为了动荡中国街谈巷议的主题。

反省中，如梁**、康**等启蒙主义的改*者们就认为光是“西用”不彻底，还应改变“中体”，中国才有出路。也就是欲把西方的议会制度、*治制度等意识形态的文明系统输入中国，实行变*运动。只可惜，正如现今流行的说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样，改*派的想法虽好，但在以西太后为主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挠下，“戍戊变*”最终只维持了百日就玩完了。继之而起的是，所谓的中国自古就具备了所有文明的“大中华思想”再次抬头，自此，只学了一点皮毛的“中体西用”彻底宣告失败。

其实，李鸿章与康梁之辈所进行的洋务、变*运动，从他们主张的诸如改*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等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想把西洋文明的精神伦理全部吸收过来以重塑中华思想体系的想法，所欣赏者，不过是西人表面的“奇技淫巧”，此外，也只有改造政府机能和开放言禁等提法，才透出了一点儿真正的改*气象，但也仅此而已。

此种现象，可以说直到今天亦然，中国企业借开放东风，引进并学到了大量的西方先进工业技术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引进、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缺少远见急功近利的现象存在，而真正的西方企业之魂、经营之道，却很少有下功夫学之者。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企业即使成功，也罕有把企业经营成为百年老店的成功事例存在，因为他们缺少真正的“经营之魂”。

日本则不然，在当时为了对应西方列强的侵入，几乎与中国提出“中体西用”的同时也打出了“和魂洋才”的口号。由于日本的这句口号与我们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意思相近，一直以来，把“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混为一谈之人就不在少数。旅日日久，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日本文化，就感受到日本的“和魂洋才”与我们的“中体西用”，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和魂洋才”的提法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和魂汉才”是事实，但是日本人在当初学我们“汉才”的时候，就已把我们的儒家思想、*治、社会制度都一并择优选择充实到自己的“和魂”体系中去，从而成功进行了自己的“国学”改造，形成了区别于我们的道德伦理观，指导并影响日本后世至今。

同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所提倡的“洋才”，也绝不仅仅是只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而是通过岩仓具视使团在欧美诸国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回国上禀后得到了明治**的大力支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把西方极为重要的近现代化发展精神，社会、*治制度等意识形态的先进之处择优融入日本的传统国学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更完善的大和精神，并以其指导日本进行了行诸有效地近现代化改*，最终，以明治西化成果为基，使得日本利用战后之机，在短短的几十年，经济迅猛腾飞，早早实现了近现代化、工业化的历程，彻底把死守“大中华思想”的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号称中国通的中嶋嶺雄在其《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不同》里就明确指出了“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骨子里的不同。说两者相同，其实不过是拿我们的热脸去贴日本人的冷屁股。记得有记述李鸿章去日本下关与伊藤博文签订《下关条约》时，相迎而出的伊藤博文曾对李中堂曾说了这么一句话：“记得十年前在天津与您会面时我就说过，中国有必要进行近代化建设。”中堂大人回答道：“与贵国不同，中国的传统自缚实在是太强了”。李鸿章没有言明“传统的自缚”是什么，但我们分明看得出，百年前，考察了欧美八国的李中堂就好像已明白是咋回事儿了。

以上就是中体西用是什么意思？的详细内容，希望通过阅读小编的文章之后能够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