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能过剩问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年初,《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认为产能过剩将严重影响......接下来具体说说
导 读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过剩产能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理论界开始重新思考界定产能过剩的概念。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课题组综合国内外文献,认为产能过剩可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总量与结构视角、体制与非体制视角界定其不同内涵。
此外,本文还厘清了产能过剩与一些相近概念的异同。对于产能过剩的成因,本文从市场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产业政策偏差、要素价格扭曲四个方面做了文献综述。
以下节选自《产能过剩的衡量与原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系CF40内部课题的部分成果。课题负责人为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本文执笔为纪敏、赵奕然。
产能过剩的定义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这一概念,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就是指产能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能力存在一定闲置。综合国内外文献,产能过剩可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总量与结构视角、体制与非体制视角界定其不同内涵。
(一)产能过剩的微观定义
就微观层面而言,产能过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张伯伦(1933)《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书中提出垄断竞争导致平均成本线高于边际成本线,从而使得企业产品供给能力大于均衡价格下的市场需求,表现出持续性产能过剩状态(曹建海、江飞涛,2009)。1947年张伯伦首次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完全竞争下的产出水平是“完全产能”,而垄断竞争情况下的产出水平是偏离“完全产能”的经济组织效率损失。随后许多学者根据这一定义,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展开研究和讨论。Kamien&Schwartz(1972)指出,产能过剩是处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其生产效率低于最小平均成本的状态。Kirkley,Paul&Squires(2002)认为产能过剩主要由资本和可变投入要素的过度投资造成,而资本存量是决定产能水平的关键变量。
从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要从微观层面企业竞争角度考虑产能过剩的定义,普遍认为其是由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形成的实际产出小于最优产出的情况。定义之间的不同之处更多体现在“产能”的界定,张伯伦(1947)认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出水平是产能,Kamien&Schwartz(1972)则指出平均成本最小的产出水平为产能,Kirkley等(2002)指出在充分使用固定投入量且无限使用可变投入量时的产出水平为产能。
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可以分为非战略性因素和战略性因素两类。一般而言,已经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保有过剩产能的目的属于非战略性因素,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致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企业可以通过持有一定的过剩产能保证生产更具弹性,即使经济不景气也不需要调整生产规模和投入要素,避免了频繁的成本调整(Fair,1985)。而战略性产能过剩主要基于阻止新的市场进入者,或者为了比现存竞争者更早抢占市场先机(Lieberman,1987)。企业具有过剩产能,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产能或者降低价格威胁恐吓潜在进入者,使其进入后无利可图,进而保证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Eaton&Lipsey,1979;Spulber,1981;Lieberman,1986)。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需求的上升,企业的早期投资可以阻止现有竞争对手扩大规模,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Porter&Spence,1982;Ghemawat,1984;Lieberman,1987)。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界一般从微观层面界定“产能过剩”的内涵,普遍认为其是指由于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形成的实际产出小于最优产出的情况。定义之间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产能”的解释上。
(二)产能过剩的宏观定义
与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分析产能过剩不同,国内理论界更多从宏观角度研究产能过剩,并赋予了该定义强烈的中国特色。早期的学术研究大多界定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为周期性产能过剩,其中最常见的定义可以概括为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市场上产品实际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有效需求的状态,且超过部分大于维持正常生产和市场竞争所需的闲置产能界限,表现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资本市场配置错位、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和社会福利损失等(李江涛,2006;王岳平,2006)。这种强调市场供给需求的定义方法,从本质上揭露了过剩产能产生的原因,而判断过剩产能的标准,是将现有产能和潜在产出水平进行比较,若前者低于后者,就可以断定该时期内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张晓晶,2006)。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过剩产能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理论界开始重新思考界定产能过剩的概念。通过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更倾向于将产能过剩定义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所谓结构性产能过剩,主要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部分落后产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形成富余产能,先进产能却因为产业技术创新乏力而供给相对不足(周劲,付保宗,2011;翟东升,2013)。而体制性产能过剩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企业具有不完全成本,使得投资决策出现偏差,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而产生产能过剩(王立国,张日旭,2010;王立国,周雨,2013)。江飞涛(2008)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仍很突出,产能过剩问题就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有现象。政府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度干预市场和经济运行必然导致体制性产能过剩(冯俏彬,贾康,2014;高越青,2015)。从不同行业类型看,轻工业领域结构性产能过剩较为明显,重工业领域体制性产能过剩特征突出,部分新兴产业则表现出结构性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并存的特点(周劲,付保宗,2011)。
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政策部门也赋予了产能过剩特定含义。就相关政策文件而言,大约可将产能过剩概括为:产能过剩是由于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最终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和行业利润下降,甚至严重亏损,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突出等,同时产能过剩还分为已出现的产能过剩和潜在产能过剩。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结合政策文件的定义可以发现,产能过剩并不是指在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暂时性的产能富余,而是指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特有的、存在较长时间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现象。
(三)产能过剩与其他概念的异同
为进一步加深对产能过剩的理解,以下列举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厘清其异同。
(1)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并未收录“重复建设”词条,说明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术语。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一直伴随到现在的经济现象,在政府部门文件和学术文献中重复建设经常与产能过剩同时出现。
周民良(1995)将重复建设定义为“一定阶段内某种商品已形成与即将形成的生产能力之和超过今后几年市场最大可能需求能力的背景下,多种经济主体继续扩大该种商品供给能力的投资行为”。魏后凯(2001)指出“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全国总体生产能力出现过大,生产设备出现闲置的现象”,称之为重复建设。卫新华(2003)则强调重复建设“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93年以来经济结构中某些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的特定现象的称谓”,“由于某种不适当的体制或政府干预政策而导致社会供给能力长期过剩因而使该行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状态”,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认为这是超过社会需求、低水平、低效益的多个同类项目的建设,曾五一等(2002)将供求平衡、技术水平和规模及效益作为衡量一个项目在全社会同类项目是否存在重复建设。杨培鸿(2006)则将投资是否具有负外部性作为判定重复建设依据,如果存在负外部性就有可能是重复建设,并认为重复建设是针对政府投资行为而言。吕政(2004)则将新建项目的生产能力低于已有企业的经济形态称之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并表现为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江小涓(1999)却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技术水平作为判断不合理重复建设的依据。
不难发现,尽管对重复建设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但都将“重复建设”理解为一种中性的投资行为,即相同的产品、产业在同一区域或不同区域间进行重复投资,只有当厂商生产供给能力大大超过消费群体需求能力时,市场均衡则异化为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曹建海、江飞涛,2010),才属于不合理重复建设的范畴,需要加以抑制和治理。
(2)产能过剩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决策是企业理财的中心议题,过度投资强调企业行为特点。由企业实际投资决策受到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政府干预等多因素影响,经常出现过度投资行为,或称“投资饥渴症”。它表现为企业投资项目净现值为负(李维安、姜涛,2007),大量资本集聚沉淀,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恶化,投资效率恶化,投资效率缺乏。相关政府部门文件也认为,过度投资会引发行业性产能过剩与金融机构呆账坏账。从宏观层面来看,也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侧重总投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形成机理。早在1980年Komai就指出“投资饥渴症”是中央计划型经济行为之一,政府积极鼓励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表现为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顾严,2005)、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弱化。尤其是基础设施、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支柱产业等可以获取更多绝对利润的产业,过度投资倾向显著。总体上看,过度投资有四大特点,(1)市场需求滞后于过度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2)资金供给能力与投资主体发展阶段不相匹配,表现为过度融资、超额信贷供给,是一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3)投资风险超过投资主体所能承受范围;(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均较差的投资行为,存在较大规模投资的配置效率损耗和投资生产效率损失,如落后产能。
(3)产能过剩与过度竞争
1959年Bain在《产业组织》一书中,靠前次界定了“过度竞争”。Bain根据哈佛学派“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将非集中型产业尤其是原子型市场结构产业(如采煤、纺织、贸易等),这种市场集中度低、生产能力过剩且经济绩效较差的市场结构竞争定义为过度竞争。在这种市场竞争下的企业持续性过度供给,产品销售价格长期低于产业平均成本,生产要素报酬和单个企业利润均低于正常水平,并且生产要素和企业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向其他产业转移,是一种典型的慢性资源配置失调。曹建海(1998)在《过度竞争论》中指出,过度竞争“是指由于竞争过程内生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主要发生于非集中型或较高固定成本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等退出壁垒较高的产业中的企业数目过多、产业过度供给和过剩生产能力现象严重,产业内的企业为维持生存不得不竭尽一切竞争手段而将产品价格降低到接近或低于平均成本的水平,使整个产业中的企业和劳动力等潜在可流动资源陷于只能获得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回报和工资水平的窘境而不能顺利从该产业退出的不稳定均衡的状况”。这是一种缺少制约与合作的自由竞争,生产供给、设备投资与价格机制均表现为“自杀性”竞争,严重超过生产机体、市场需求与价格规律内在运行的一般性限度,表现出延续性的低效率均衡状态以及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由此可见,过度竞争指低集中度产业中,企业数目过多、产业过度供给和过剩生产能力现象严重,在一定竞争准则、游戏规则以及其他局限条件约束下,企业利润率长期持续处于正常水平之下,并且由于存在较高的企业退出壁垒,导致生产要素和企业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向其他产业转移。
综上所述,过度投资强调生产能力的过度投入,是过剩经济形态发生前期;而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则是过剩经济形态的呈现结果;过度竞争是前期结果的市场反应,表现为企业价格因素上的持续恶化,亏损增加等。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文件都更倾向于将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等概念归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词的使用,变得更为频繁和规范。
产能过剩的衡量标准
用产能利用率衡量产能过剩时,需要确定一个标准,即产能利用率为多少,产能才算过剩?除极少数行业外,市场经济竞争状态下多数行业产能总会出现一定闲置,产能利用率很难达到100%,有一定闲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一)相关经验数据国际比较
从美国经验看,自1960年以来,产能利用率的中值、高点、低点均出现系统性下降。1960-1970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中值为83.8%,*高点为88.4%,最低点为74.4%;1980-90年代,中值为81%,*高点为85%,最低点为73%;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值为77%,*高点80.6%,最低点67.2%。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应的过剩标准也随之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产能利用率低于83%就算是过剩,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低于81%就算,进入本世纪,低于78%才算。
从欧洲经验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1991-2008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2.3%,高点为85%,低点为77.4%。危机爆发后,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即便在V型反弹的高点,产能利用率也不超过80.7%。
从新兴经济体看,2005-2012年期间,巴西产能利用率中值为81.6%,*高点为83.7%,最低点为78.4%。台*1981-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中值为78.8%,*高点为83.4%,最低点为72.5%。
总括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经验,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中值水平有所差异,但基本上落在81-82%区间,高点在83-85%左右,低点一般低于75%。据此,虽然判断产能过剩没有一个通行衡量标准,但81-82%表明产能利用率基本正常,如果高于85%可视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75%则表示严重过剩。
观察不同时期的中国与美欧、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中国与巴西在不同阶段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小;而美欧、台*的产能利用率波动幅度较大。如中国在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最大波幅(*高值和最低值的差额)为5.2个百分点;巴西在2005-2012年的最大波幅为5.3个百分点。美国在2000-2012年期间产能利用率最大波幅为13.4个百分点;欧盟在2009-2012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1.2个百分点;台*在1981-2007年期间的最大波幅为10.9%。美欧和台*的产能利用率波幅较大可能由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较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政府对产能的行政干预较少,产能扩张和去产能由市场需求引导,因而产能调整较充分,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深,产能扩张动力较强,去产能过程中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顾虑较多,导致在经济上行阶段产能扩张较快,产能利用率上升较快,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去产能进程较缓慢,产能利用率下降速度赶不上经济扩张期产能利用率的上升速度。如中国在经济上升的1999-2007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13.5%,而危机后的2008-2013年期间产能利用率的波动幅度为5.2%,不到美欧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上升期间波动幅度的一半。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国家发改委曾表示,近十几年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波动较大,中值在80%左右,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较接近,据此也认为我国产能利用率处于80%-85%比较正常。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富余能激发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供给。
与上述标准类似,卢锋(2009)对不同区段产能利用率进行了初步分类(如图1)。产能利用率以左端为0、右端为100%,共有八个性质不同的区间,其中30%以下为极度过剩,30%-60%为严重过剩,60%-75%为显著过剩,75%-80%为轻度过剩,80%-85%为基本适度,85%-90%为显著不足,90%-95%为严重不足,95%以上为产能瓶颈。
(二)经验数据比较的局限性
【点睛】 食欲很旺,但却消化不良,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了。
【释义】 产能也就是生产能力,指在一定时间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能够生产的产品数量。
【谈古说今】 目前,中国许多行业,如钢铁、焦炭、煤炭、汽车、航空等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况。
以钢铁产业为例,前几年,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的繁荣等原因,对钢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钢铁价格一路上涨。国内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投入重资购买设备,扩大产能。然而随着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到来,全球需求大幅放缓,导致前几年刚刚投资的产能用不上,全国大中型钢铁公司普遍亏损。
在这样背景下,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2008年11月10日,江苏不锈钢巨头兴利来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存林猝死。
关于不锈钢巨头包存林死因众说纷纭,企业对外的公告是因病猝死,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是因企业资金链断裂,包走投无路自杀身亡。54岁的包存林一直身体很好,从前没有生过什么病,所以猝死的可能性极小。在他去世前一周,他就有过轻生的念头,当时吞下大把的安眠药,被送往医院,最终醒了过来。之后家人为防不测,对他严加看守,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1999年,包存林和一个广东的老板合伙开了一个钢铁厂,当时规模很小,占地只有16亩。
2003年,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的"长利"牌不锈钢获得江苏省名牌产品的称号。
2004年,实现产值2.2亿元,利税4000万元。
2005年,为了做大做强,包存林新征328亩土地扩建,新上的680热连轧生产线等,投产后年产出可达5~10亿元。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开始向实业蔓延。
2008年,全球对钢铁需求快速下降,国内大部分钢铁企业停产或部分停产,产值下降近六成。
包存林就是因为扩张太快而导致如今的境地。为了扩张,他从银行贷款4.2亿元,眼看就要到了还款期限,而自己在整个行业产能过剩、企业没有销售额的情况下,手中已无资金,最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选择了不归路。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能过剩问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年初,《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认为产能过剩将严重影响行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并将治理产能过剩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2009年9月26日,发展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意见中指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将会进一步加剧,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行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并呼吁要高度重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
《若干意见》中产能过剩的治理措施有九点: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管,依法依规供地,实行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信贷审批),严格项目审批管理,做好企业兼并重组,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实行问责制,深化体制改*。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有产能过剩治理措施的延续,但进一步细化了土地控制和信贷控制的措施,新增了问责制的内容,试图通过行政问责制来保障政策的实施。《若干意见》中投资的审批与核准和行业准入实际上是最为核心的政策措施,供地和信贷审批措施都是以行业准入与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为依据的。关于社会体制改*的内容,依旧缺乏具体措施,难以具体实行。近来,强制淘汰落后产能也成为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2010年2月出台的《*务*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中,淘汰落后工作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意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并进一步强化了问责制的实行和行政上的组织领导。从一系列相关文件来,治理产能过剩依然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为主。
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治理产能过剩,其内在逻辑只能是将产能过剩理解为市场失灵。那这种逻辑是否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了?这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什么是产能过剩,什么样的产能过剩需要治理,以及需要治理的产能过剩它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选择合适的政策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
一、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经济学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产能过剩就是生产能力超过社会需求的状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也正是经济波动所造成的产能过剩,会使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也才会有动力提高效率和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才会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还会保有一定的富余产能以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产能过剩并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之外的其它政策措施应对。
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不合理”(或“超出合理限度”)的产能过剩并试图从“市场失灵”的角度为这种“不合理”的产能过剩寻求理论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并不能合理解释“不合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而在转轨经济体制中,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产能过剩,即体制缺陷下企业产能投资行为扭曲所导致的产能过剩。科尔奈就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决策的分散化,放松了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外部控制,但是却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这使得改*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而并非使之降低。科尔奈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认识转轨经济中产能过剩问题开辟了一个独特、有益的视角,科尔奈的论述也非常符合中国改*初期的实际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作为转轨体制缺陷下企业投资行为扭曲的结果和表现。这种转轨过程中体制缺陷所导致的系统性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过剩倾向才是真正需要政策部门关注和治理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体制扭曲下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中国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对于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我国转轨体制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可以用以下三部分来表述:
(1)财政分权和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企业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机,特别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等特征的行业,无论从政绩显示还是从财政、地方就业等方面考虑,各级地方政府都有非常强的动机推动这些行业的企业在本地的投资。
(2)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产权问题、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与环境保护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使得为投资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投资企业税收等投资补贴措施、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措施、纵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成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微观经济、吸引投资的主要手段。
(3)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竞争中不当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主要从三个方面导致企业的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①地方政府低价供地等投资补贴,会显著扭曲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行为,并进而导致行业产能过剩。②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和固化本地资源,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使本地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严重外部化,从而导致这些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产品生产;普遍的牺牲环境竞争资本流入的做法使得高污染行业产能过剩。③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下,企业自有投资比率过低,投资风险显著的外部化进而导致企业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
三、以产能利用率高低来判断是否产能过剩值得商榷
政策部门和部分学者试图区分“一定程度(适度)的产能过剩”与“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的产能过剩)”(或者“超出限度的生产能力过剩”),并将后者作为“产能过剩”这个词所要表述的问题,并认为后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以此作为政策调控的依据。那什么是这个适度的度了?一些研究者试图给出一个可供判断的标准,其中发达国家在判断经济周期性波动时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参考标准成为借鉴的重要来源,在这些国家这种利用率参考标准从来不构成对于具体行业产能投资进行管制的依据。国内的研究者即便是借鉴了这种参考标准,也很难说确定产能利用率数值作为“超出限度”中“度”判断标准是客观的。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往往呈现波动幅度大的特征,很难说产能利用率低于70%或者低于60%,就是超过限度的产能过剩,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以外的管制措施来进行治理,国内学者对于“度”的划分更多是在一种主观判断。在“适度”标准衡量上的主观性与困难,在很大程度为明确“产能过剩”到底是要讨论问题带来了困难。
四、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治理产能过剩合理吗?
既然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对于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那么采用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显然是缺乏理论依据。采用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治理产能过剩,还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正确预测和判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产能过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不合理”产能过剩。很明显,这需要政策部门对于未来供需形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然而,由于政策部门无法获取进行准确市场预测所必须获取大量关于市场供需的细节知识,也无法利用市场细节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并据此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政策部门无法对未来的供需形势进行准确的预测,也就无法对是否产能过剩以及多大程度上存在产能过剩做出正确判断。下表是历年来对于钢铁工业供需预测与实际情况的比较,预测始终与实际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以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治理产能过剩,还会阻碍市场的发现过程和自发调整过程,导致不良的政策的效果。以钢铁工业的经验来看: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市场及其变化的判断和预测,与实际市场运行一直存在很大的偏差;对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与市场规模迅速增长的估计不足,造成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格限制政策的长期超调,使得这一时期我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阻碍了钢铁企业投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正常调整,也阻碍了钢铁产品结构的迅速调整与技术装备的及时更新,并引起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冷”和“过热”之间剧烈波动。
五、如何治理转轨过程中体制缺陷所导致的产能过剩
以上就是钢铁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的详细内容,希望通过阅读小编的文章之后能够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