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是哪个门
按:经过漫长的等待,近日,在2020年6月突遭社会车辆撞损的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次对社会公众开放,实在是可喜可贺。借此时机,笔者特将以前写的一篇关......接下来具体说说
按: 关于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历史变迁,我以前曾经已经写过好几次,但由于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这些文字从未公开发表过。近日,位于校外街道口劝业场的武大老牌坊惨遭社会车辆撞击受损,实在令人揪心不已!在事发之后,我又跟刘文祥校友讨论了一下关于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一些基本史实问题,同时也修正了一些过去的认知。现在,我将自己的一篇未刊旧作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同时配上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以飨所有关心这一历史问题的武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
充满浓郁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氛围的武汉大学校园,往往在给世人的靠前印象中,便将这种古典优雅的建筑美学展现了出来——当人们来到学校的正大门处时,便会看到矗立在校门广场中央的一座威严雄壮、古色古香的牌坊。吸引人们眼球的,并不仅仅是这座牌坊别致的造型,也包括牌坊上镌刻的六个大字。许多靠前次来到武汉大学的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按照我们今天从左往右的读写习惯来念这六个字—— “学大汉,武立国” ?其实呢,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按照从右到左的传统书写顺序,读作—— “国立武汉大学” ,也就是 武汉大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名全称 。
大多数游人并不知道,如果我们在这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转过身来,背对校门,沿着与之垂直的 珞珈山路 往校园外前行数百米,穿过一个名叫 劝业场 的街区之后,便会惊异地发现,在这条小路的尽头,也就是靠近 武珞路 的路口处,竟然还有一座几乎和它一模一样的牌坊,只是尺寸稍小,看上去也陈旧、灰暗得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武汉大学校园内外怎么会有两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
1.0版:1931-1932
事实上,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校门牌坊,还不止这两座。
早在 1931年 ,也就是连接武昌街道口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区的“大学路”通车后的第二年,在街道口 大学路的起点处 ,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武汉大学建起了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校门牌坊。
这座牌坊是 纯木质结构 的,由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监造工程师 缪恩钊 、绘图员 沈中清 设计,是一座色彩鲜艳、带有江南建筑风格的木牌楼,“油漆彩画甚是别致”(沈中清语)。牌坊 正反两面 的横幅上,均书有 “国立武汉大学” 的六字校名。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背面)
然而,这座牌坊的整体比例却不大协调,不仅明间跨度过大,而且四根立柱也过于纤细,整体上给人以“头重脚轻”之观感,在建筑的坚固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果不其然,这座木牌坊在落成后的第二年,就被一场大风所吹垮。
2.0版:1934年至今
大约在 1934年 ,武汉大学在街道口木牌坊原址重新修建了一座牌坊。(关于这座牌坊的修建时间,可点击阅读我昨天发的 《明明是86岁的武汉大学老牌坊被撞……》 )这一次,学校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放弃了木结构,而代之以钢筋水泥。这座新牌坊仍由 缪恩钊、沈中清 二人设计,改用四柱冲天式,造型较为朴素敦实。据沈中清先生晚年回忆,“此牌楼是我设计, Kales来工地时见了牌楼和我握手表示赞赏 ”。Kales即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总设计师与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队童子军从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经过,这是笔者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该牌坊最早的一张历史照片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
除了外观与之前的木牌坊大不一样之外,该牌坊 背面 的文字,也由与正面完全相同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换成了由时任中文系主任 刘赜 教授手书的小篆体 “文、法、理、工、农、医” 六字。当时,武汉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农学院正在筹备之中,医学院的增设也早已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非常明确地标示了这所综合性大学 在当时所追求的理想办学格局与学科结构 。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以及日寇侵华所带来的长期破坏,国立武汉大学直到抗战结束后的 1947年 ,方才最终实现这一早在十几年前便已基本确立的 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 的办学理想,而且好景不长,这一局面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便告结束。 1950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开始,武汉大学的 医、农、工三大学院便先后分离出去。
直到整整半个世纪过后,武汉大学与毗邻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及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才重新获得了宝贵的工科和医科。如今,武汉大学下设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和医学六大学部 ,可谓是赋予了传统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科门类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世纪30年代建于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距离珞珈山校园尚有一公里多的路程,而连接牌坊与校园的 “大学路”南端大约一半的路段,也从不属于武汉大学的校址范围 。因此,这座牌坊的 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校门”,而只是在街道口这个交通要冲,起到了一个 “指路牌” 和引导标志的作用,即告知广大社会公众——到了街道口之后,须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方能通达国立武汉大学校园,而 并不是说只要过了这座牌坊就进入武大校园了。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留影
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后,武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时从“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经过
最初,在武昌郊外开展建设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并没有任何围墙。数十年后,随着武汉城市的发展与市区的不断扩充,原本处在郊区的武汉大学校园,逐渐与这座日益*胀的大都市连成一片。
20世纪5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该牌坊后面的几处建筑为当时的 中南民族学院 (现中南民族大学)校舍(现为 湖北省军区 所在地)
由于大学路的南段与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均在校园范围之外,时日一久,便逐渐 被包围和淹没在熙熙攘攘、喧嚣嘈杂的闹市之中 ,失却了往日那般绝世而*的风采,而牌坊旁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也在悄无声息地破坏着它的尊严。于是,这座 孤悬于校园之外 的老牌坊,更加不能起到“校门”的作用,而在大学路真正进入武汉大学校界之处,却只有一座非常简易的校门,这就使得这所风景优美的著名学府,逐渐陷入了 “一直没有一座与校园环境相称的大门” 的尴尬境地。
2001年 ,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与武大校园内的多处老建筑一同入围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却 空有其名 ,始终没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依然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一天天地继续破败下去,直到近日被撞受损的悲剧发生……
本世纪初的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周边景象
2020年6月5日,被撞损的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以上两张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3.0版:1993-2012
改*开放以来,不断有武大师生和校友建议学校修建新校门,并表示愿意解囊相助。1991年底,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向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
当时,学校先后聘请了诸多知名专家学者设计了十余种方案,经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对比、推敲、修改,最终还是决定仿照街道口老牌坊的基本样式进行修建。
1992年底公布的武汉大学新校门设计方案,当时牌坊上的校名采用的是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后来又改回了“国立武汉大学”六字
在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武汉大学新校门于1992年底破土动工, 1993年 9月宣告落成。这座新的校门牌坊位于八一路与珞珈山路(大学路)的交汇处, 其大小与街道口老牌坊基本一致,几乎就是后者的“翻版” ,只是柱底夹杆石造型有所不同,并增加了一些装饰图案。
牌坊两侧的 门房 ,则是以1990年落成的 人文科学馆 屋顶造型为设计元素仿制而成,相当于是后者的 缩小版 。
牌坊后方不远处的 “校训墙” 背面,则镌刻着 “个人捐助一百元以上” 人士的姓名及 “单位捐助一千元以上者” 的名称,以感谢和纪念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为武汉大学慷慨解囊的善举。
值得一提(吐槽)的是,在这座 为迎接80周年校庆而建 的新校门落成之后,武汉大学这所昔日全国高校中的 “后起之秀” ,也突然莫名其妙地摇身一变为全国靠前所 “百年名校” (呵呵),成为一桩 流毒至今 的天下奇闻。
1993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2012年拆除),如图所示,当时学校的入口处还立有一面巨大的校园地图,而校门牌坊后的珞珈山路(即民国时期的“大学路”在武大校园内的那一段),其宽度还不到现在所谓的“自强大道”(呵呵)的一半。
将近20年后,为改善武汉大学正门周边的环境与交通,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大文理学部与信息学部之间的八一路沿线修建一条地下通道,并将路面改为绿化广场,使两个校区实现无缝对接,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由于1993年落成的新校门牌坊正处在八一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之内,为了配合这一惠及学校的市政工程的施工, 武汉大学遂于2012年10月将这座建成还不到20年的校门牌坊予以拆除,然后进行异地重建。
2012年10月9日,被拆除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以上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1993年落成的这座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其历史虽短,但也早已凝聚了诸多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厚意,承载了一届又一届武大学子的青春回忆,令他们恋恋不舍,并对其被拆除的结局感到深深的惋惜。
4.0版:2013年至今
2013年 9月,在武汉大学所谓的 “120周年校庆” (鄙人一向嗤之为 “百廿 笑庆 ” ,你们懂的)前夕, 在被拆除的“93版”牌坊旧址以北约10米处,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正式登场亮相 ,其 造型 与1934年建于街道口的 第二座牌坊 及1993年建成、2012年拆除的 第三座牌坊 仍基本保持 一致 ,只是 尺寸略有放大 (据说是1.12倍,呵呵),所有石材均取自中国石雕之都—— 福建惠安 。
两个月后,与之配套的 校门广场 也全面完工,总面积2.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广场两侧,种植着由广大校友慷慨捐赠、以高大常绿植物为主的 “校友林” ,高大挺拔,四季葱茏,与焕然一新的校门牌坊一道,喜迎莘莘学子与四海宾客。
2013年9月落成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
综上所述, 在武汉大学历史上先后存在过的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中,目前尚存1934年建于街道口的老牌坊与2013年在武大正门重建的新牌坊这两座。 前者饱经风雨沧桑数十载,最终于2001年入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已有80多年的历史。后者与前者 样式相仿 ,只是 尺寸与装饰略有差异 ,以崭新的姿态成为武汉大学的地标性建筑。
这一新一旧两座牌坊,虽然空间距离不过数百米,但在时间维度上,却已跨越了80余年,充分见证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沧桑变迁。两座牌坊上的 四根八棱石柱 ,通常都被人们解读为 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 。80多年过去了,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地理位置与“版本”几经变迁,而不变的则是 “ 辟门 吁俊”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宏愿与热诚。
关于街道口老牌坊的一桩历史“悬案”
长期以来,对于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这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题 ,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并且众说纷纭的一大热门话题,甚至总共有过 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王世杰、闻一多、刘永济、萧君绛、郭霖、曹立庵以及摘录颜真卿字帖等十多种说法 。然而,以上的每一种说法, 都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足以证实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相关的一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 1931年 在街道口建成的 木牌坊 与 1934年 在同一地点建成的 水泥牌坊 ,其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字体是 不一样 的。不仅如此,就连 1934年的这座老牌坊 本身,在 “文化大**”前后 ,其匾额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字体亦是 截然不同 !以下“有图有真相”——
1931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1932年损毁)的“国立武汉大学”木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1934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最初的校名字体
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目前的校名字体
1993年落成(2012年拆除)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2013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
不过,1993年和2013年,武汉大学两次在八一路边复建校门牌坊,其校名字体均是从街道口的老牌坊当时的版本中直接复制并沿袭而来。
令人遗憾的是,事到如今,不仅20世纪30年代的木牌坊与水泥牌坊上两个版本的校名题写者已 基本不可考 ,就连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新字体究竟是从何而来,也没有一个确凿无疑、令人信服的准确答案。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街道口的这两座牌坊上先后出现过的三种“国立武汉大学”字迹,其出处分别何在,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越来越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大 难解之谜 。
最后的“彩蛋”
“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全部结束呢!
事实上,在武汉大学1993年和2013年先后修建的本校历史上的第三座、第四座牌坊之间,世界上还曾经出现过另外一座刻有“国立武汉大学”之名的牌坊!
2000年8月,刚刚经过了四校合并的武汉大学,又设立了一所*学院——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约在2005年前后,该校在汤逊湖边的新校区落成,几年前,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照片,发出来和大家共同欣赏一下——
上面这张照片两边的几栋校舍,看起来感觉是不是很“眼熟”啊?——跟武大文科区的经管大楼、法学大楼、外语大楼以及杨家湾的化学大楼、计算机大楼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再看看中间的那座牌坊,是不是更眼熟?
是的,你没有看错!一样的——“學大漢武立國”!
至于牌坊的背面……可惜在网上找不到图,但我本人曾经实地探访过,也是完全一样的——“文法理工农医”!!!
完全就是原封不动地“山寨”了过去,哈哈
到了2011年,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正式与其母体高校武汉大学脱钩,宣告“*”,并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随后,该校所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校名也被改成了以下这副模样——
不管怎么改,看起来感觉都还是很“亲切”,是不是?哈哈!
与此同时,该校又新建了一个东门牌坊,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完全按照原样来“山寨”,而有了很多细节上的改动——
持续引发网友关注的武大老牌坊被撞损一事暂落下句点。6月8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就武汉大学老牌坊被水泥罐车冲撞受损一事刊文。
文章称,事发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文物部门三级联动,在武汉大学和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的配合下,迅速展开调查和文物受损鉴定,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启动文物修复工作。经核实,肇事司机为图方便绕道,致车辆罐体顶端与牌坊下沿相撞,司机因涉嫌过失损毁文物罪被依法刑事立案。下一步,将对事故责任人和相关单位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实施文物保护修复,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该牌坊2001年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组成部分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大老牌坊被撞损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武大有几座校门牌坊?位于武昌街道口的老牌坊当时兴建在校外的意义是什么?其文物价值何在?如何保护校园文物?6月9日,武汉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吴骁就上述问题向澎湃新闻分享个人看法。
澎湃新闻: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座校门牌坊?
吴骁:4座。靠前座是1931年在街道口修建的木牌坊,但次年就不幸毁于一场大风。第二座是1934年在街道口原地复建的钢筋水泥牌坊,一直保存到现在,也就是几天前不幸被车辆撞损的那座牌坊,至今已有86年的历史。第三座是1993年在八一路边仿建的新校门牌坊,2012年因市政工程建设而被拆除。第四座是2013年在被拆除的第三座牌坊旧址以北约10米处重建的新牌坊,也就是武汉大学目前的正大门。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历史上先后有过4座刻有“国立武汉大学”之名的牌坊,其中,靠前座(1931版)与第三座(1993版)均已不复存在,第二座(1934版)和第四座(2013版)一直保存至今。
另外,有意思的是,大约在2005年前后,当时武汉大学所设立的一所*学院——“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在汤逊湖边的新校区也仿建了一座与武大93版牌坊几乎完全一样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到了2011年,东湖分校正式与母体高校武汉大学脱钩,*为武汉东湖学院,该牌坊上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名字体也随即更改为“武汉东湖学院”。
澎湃新闻:对于位于武昌街道口的武大老牌坊建于何年,媒体报道说法不一,老牌坊的真实“年龄”是多少?
吴骁:非常遗憾,关于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究竟是哪一年建成的,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原始记载。我很奇怪为什么武大当时的校刊以及其他各类出版物对于学校牌坊的兴建、损毁及复建等事件居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
不过,当年曾亲自参与该牌坊设计工作的时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先生,曾在1983年撰写了一篇题为《街道口牌楼考》的短文,全文不到200字,其中明确提出,这座牌坊建于1934年。作为这段历史的直接亲历者与当事人,他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除此之外,在珞珈山上长大的国立武汉大学靠前代子弟、武大经济系校友、《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皮公亮先生,在完全不知晓沈中清这一说法的前提下,曾于2012年回忆道,在他的印象中,街道口最早的木牌坊在1932年被毁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就建了新的水泥牌坊,“估计是1933年最迟也是1934年重建”。当年,他作为武大子弟,平时坐车进城,都会经过那个牌坊,年年如此,所以印象很深。皮公亮的这一记忆,跟沈中清的说法基本上是比较吻合的,当为可信之论。
还有一点很重要——1937年初,皮公亮的父亲皮宗石调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他们一家人当时就搬离了珞珈山,假如街道口的武大牌坊是在1937年建的,那么皮公亮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能经常见到这座牌坊,也就不可能对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因此,1937说显然是不可信的。
据此,我个人认为,从情理上说,在正常情况下,一所大学不会等到自己的校门牌坊被毁5年之后才进行重建。再结合我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1932年,武大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落成之后,由于当时国难深重,财政紧张,学校的建筑经费曾一度断绝。直到1933年底,武大才筹措到了足够的经费,正式开启了新校舍二期工程建设。因此,从武大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周期上来进行分析,街道口牌坊的重建也是最有可能发生在1934年。
澎湃新闻:位于武昌街道口的老牌坊当时兴建在武大校外的意义何在?
吴骁:当时,武昌老城外多为荒郊野岭,今天武昌地区的主干道武珞路-珞喻路一线,当年只有一条非常简陋的碎石路,但也已经是从武昌市区往东出城的主要通道了。国立武汉大学当年在武昌郊外选择新校址时,前两次的选址方案(洪山、卓刀泉)均紧贴这条交通要道,但最终还是定在了珞珈山北麓,稍稍偏离了这一交通干线。因此,为了加强珞珈山校园与武昌城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武大便函请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这个交通要地通往珞珈山的专用道路,全长1.5公里,由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现名“珞珈山路”)。
于是,在连接武昌东郊主干道的这条次干道已经贯通的前提下,在两者交叉的路口设置一座牌坊,显然首先是要起到一个“指路牌”或者说引导标志的作用,即告知那些来到街道口的路人——只要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一段路程,就能抵达“国立武汉大学”校园了,这便是它的主要功能与意义所在。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问题,由于街道口的这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离武大校园尚有一定的距离,长期孤悬在校园之外,后来又逐渐被各种城市建筑所包围,一般人士往往会生出这样的猜测(我本人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座牌坊与今天的武大校园之间的大片土地,包括劝业场、广埠屯一带,在过去大概都曾属于武大,只是后来慢慢地被众多校外单位和居民所占据,所以武汉大学的正大门才不得不从街道口一直“后退”到现在这个地点。然而,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
事实上,当时的“大学路”是一条市政道路,而非武汉大学的校园道路,其沿线两侧的土地绝大多数一开始都没有被纳入武大校园范围内。后来,在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过程中,武大校园的西南边界才逐渐从今天的李四光塑像附近扩展到今天的八一路正大门附近,进而将“大学路”的北段纳入校园,但也到此为止了,至于“大学路”的南段,自始至终都不是武大的“地盘”。也正因为此,这条路段才逐渐被社会各界人士开发利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劝业场社区。
澎湃新闻:武大老牌坊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何在?
吴骁:单纯从建筑上来讲,街道口的这座老牌坊可能并无多少出彩之处,而且其目前所处的周边环境更是杂乱不堪。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显然具有极高的象征、纪念意义和文物价值。
首先,这座诞生于86年前的牌坊,与武大校园内其他建于同一时期的老建筑一样,共同见证了当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带开疆拓土、辟山建校、艰苦创业,最终将一片荒凉冷僻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一座气势恢宏、风景优美、享誉全球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可谓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的重要物质遗存与精神载体,也是今日武大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这种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该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也昭示着当时的武汉大学努力迈向学科门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的坚定决心与曲折道路,尽管时过境迁,这六个字与武大今天的学科格局已不尽相合。它所代表的坚定不移走综合性大学之路的发展理念与奋斗精神,本身是弥足珍贵、永不过时的,与牌坊正面的“国立武汉大学”之校名可谓相映成辉。
澎湃新闻:您对保护武大老牌坊有何呼吁和建议?
吴骁:对于建筑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作为外行人士,我不敢随意妄言。不过,从一个普通的武大校友和武汉市民的身份出发,我也不妨简单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一些武大师生校友提出要将街道口的这座老牌坊整体搬迁至武大校园内的某个地方,如此才更加便于对其进行妥善的保护。单纯从感情的角度来看,这种珍视和爱护本校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心愿与想法当然是值得充分肯定与尊重的,然而,不论于法、于理,这样的建议都是行不通的。
根据《中华人民**国文物保**》的相关具体规定,作为“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属于“不可移动文物”。顾名思义,此类文物原则上必须实行“原址保护”,只有在碰到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比如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极端情况下,才能实行“迁移异地保护”,就“国立武汉大学”牌坊目前的处境而言,很显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必须迁移的那一步。
事实上,任何一处“文物建筑”,其价值都不仅仅在于建筑本身,而且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一旦剥离了这种固有的周边环境,其作为历史文物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当然也是如此,不管我们把它迁移到武大校园的哪一个角落,都会彻底改变其“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性质,也会令其完全丧失它所承载的所有历史意义与价值,更不用说这样做也会严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
按: 经过漫长的等待,近日,在2020年6月突遭社会车辆撞损的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次对社会公众开放,实在是可喜可贺。借此时机,笔者特将以前写的一篇关于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历史变迁的旧作略加修订,全新推出,以飨广大读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前副处长徐应荣老师,他老人家在查阅了大量校史资料之后,最终比较准确地考证出本校历史上最早的两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修建的大致时间,纠正了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错误说法,成功地解决了校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悬案,实在是功不可没!对此,我在编写、出版《珞珈黉宫——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一书的过程中,便采用了徐应荣老师的这一最新考证结果,而在修订本文时,自然也同样如此。
充满浓郁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氛围的武汉大学校园,往往在给世人的靠前印象中,便将这种古典优雅的建筑美学展现了出来——当人们来到学校的正大门处时,便会看到矗立在校门广场中央的一座威严雄壮、古色古香的牌坊。吸引人们眼球的,并不仅仅是这座牌坊别致的造型,也包括牌坊上镌刻的六个大字。许多靠前次来到武汉大学的人们,总会下意识地按照我们今天从左往右的读写习惯来念这六个字—— “学大汉,武立国” ?其实呢,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按照从右到左的传统书写顺序,读作—— “国立武汉大学” ,也就是 武汉大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名全称 。
大多数游人并不知道,如果我们在这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转过身来,背对校门,沿着与之垂直的 珞珈山路 往校园外前行数百米,穿过一个名叫 劝业场 的街区之后,便会惊异地发现,在这条小路的尽头,也就是靠近 武珞路 的路口处,竟然还有一座几乎和它一模一样的牌坊,只是尺寸稍小,看上去也陈旧、灰暗得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武汉大学校园内外怎么会有两座“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
事实上,武汉大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校门牌坊,还不止这两座。
1.0版:昙花一现的街道口木牌坊(1935-1936)
1929年初,刚刚成立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选定了武昌郊外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一带作为新校址,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新校舍建设。随后,学校函请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武昌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新校区的专用道路,全长1.5公里,宽10米,于1930年初建成通车,并由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 “大学路” (现名珞珈山路)。
1935年春 ,在街道口 大学路的起点处 ,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武汉大学建起了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校门牌坊。这座牌坊是 纯木质结构 的,由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新校监造工程师 缪恩钊 、绘图员 沈中清 设计,是一座三间单檐庑殿顶牌楼,“油漆彩画甚是别致”(沈中清语)。牌坊 正反两面 的横幅上,均书有 “国立武汉大学” 的六字校名。
1935年春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木牌坊
“国立武汉大学”木牌坊背面风景
然而,这座牌坊的整体比例不大协调,不仅明间跨度过大,而且四根柱子也过于纤细,整体上给人以“头重脚轻”之观感,在建筑的坚固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最终,这座木牌坊在建成仅一年左右之后,即于1936年4月21日毁于一场大风。
1936年4月22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师苏雪林在日记中对校门牌坊毁于飓风的记载
关于木牌坊被毁的情景,当时的武大中文系教师苏雪林曾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温度竟达八十五度,晚间十二时许,飓风第二度降临武汉,其势汹汹,有排山倒海之状,令人恐怖。余与大姊起床数次,关闭窗户,移猫入斋,直到二时,风势始稍弱。今日温度斗降,闻全校屋瓦被掀、窗玻碎破者有之,而 大门壮丽堂皇之牌楼亦被大风吹倒 ,实为可惜。下午曾冒雨往观, 皆木柱过细而材料又不坚固之故 ……下午……睡了一大觉,起来看牌楼,直到晚餐后,方校对文学史四章。
2.0版:就地重建的街道口水泥牌坊(1936年至今)
1936年夏 ,国立武汉大学在街道口木牌坊原址重新修建了一座牌坊。这一次,学校充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放弃了木结构,而代之以钢筋水泥材质。这座新牌坊仍由 缪恩钊、沈中清 二人设计,改用四柱冲天式,造型较为朴素敦实。据沈中清先生晚年回忆:“此牌楼是我设计, Kales来工地时见了牌楼和我握手表示赞赏 。”Kales即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总设计师与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队童子军从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经过,这是笔者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该牌坊最早的一张历史照片
1936年夏在武昌街道口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
除了建筑材质和造型的改变之外,该牌坊 背面 的文字,也由与正面完全相同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换成了由时任武大中文系主任 刘赜 教授手书的小篆体 “文、法、理、工、农、医” 六字。当时,武汉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农学院正在筹备之中,医学院的增设也早已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非常明确地标示了这所综合性大学 在当时所追求的理想办学格局与学科结构 。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以及日寇侵华所带来的长期破坏,国立武汉大学直到抗战结束后的 1947年 ,方才最终实现这一早在十几年前便已基本确立的 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 的办学理想。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局面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便告结束—— 1950年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开始,武汉大学的 医、农、工三大学院便先后分离出去。
直到整整半个世纪过后,武汉大学与毗邻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才重新获得了宝贵的工科和医科。如今,武汉大学下设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和医学六大学部 ,可谓是赋予了传统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科门类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世纪30年代建于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距离珞珈山校园尚有一公里多的路程,而连接牌坊与校园的 “大学路”南端大约一半的路段,也从不属于武汉大学的校址范围 ,因此,这座牌坊的 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校门”,而只是在街道口这个交通要冲,起到了一个 “指路牌” 和引导标志的作用,即告知那些来到街道口的路人——只要循着这个牌坊所指示的方向拐弯进入大学路继续前行一段路程,就能抵达“国立武汉大学”校园,而 并不是说只要过了这座牌坊就进入武大校园了。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前留影
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后,武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时从“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经过
20世纪5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该牌坊后面的几处建筑为当时的 中南民族学院 (今中南民族大学)校舍(现为 湖北省军区 所在地)
在 “文化大**”期间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六字校名一度为毛体的 “武汉大学” 四字所覆盖,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仍是如此。到了 1983年 ,在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学校决定恢复这座老牌坊的历史原貌,于是又抹去了毛体的“武汉大学”校名,重新刻上了 “国立武汉大学” 六字。
“文化大**”期间的“武汉大学”牌坊
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治经济学系1975级学生卢汉林(现为经济与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在学校校门牌坊下留影
20世纪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门牌坊
最初,在武昌郊外开展建设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并没有任何围墙。数十年后,随着武汉城市的发展与市区的不断扩充,原本处在郊区的武汉大学校园,逐渐与这座日益*胀的大都市连成一片。
由于大学路的南段与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均在校园范围之外,时日一久,便逐渐 被包围和淹没在熙熙攘攘、喧嚣嘈杂的闹市之中 ,失却了往日那般绝世而*的风采,而牌坊旁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也在悄无声息地破坏着它的尊严。于是,这座 孤悬于校园之外 的老牌坊,更加不能起到“校门”的作用,而在大学路真正进入武汉大学校界之处,却只有一座非常简易的校门,这就使得这所风景优美的著名学府,逐渐陷入了 “一直没有一座与校园环境相称的大门” 的尴尬境地。
2001年 ,武昌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与武大校园内的多处老建筑一同入围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却 空有其名 ,始终没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护,依然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一天天地继续破败下去……2020年6月5日,这座当时已有84岁高龄的老牌坊,不幸被车辆撞损,引起了全国舆论的高度关注。随后,武汉大学方面便开始着手对其进行修复,并切实加强其保护工作,努力使之恢复昔日的神采。
本世纪初的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周边景象
2020年6月5日,被撞损的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以上两张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2023年12月,焕新回归的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图片来自互联网)
3.0版:异地仿制的新校门牌坊(1993-2012)
改*开放以来,不断有武大师生和校友建议学校修建新校门,并表示愿意解囊相助。1991年底,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向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了捐款修建新校门的倡议。
1991年12月10日,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发布的《关于捐款修建武汉大学校门的倡议》
当时,学校先后聘请了诸多知名专家学者设计了十余种方案,经广泛征求意见,几经对比、推敲、修改,最终还是决定仿照街道口老牌坊的基本样式进行修建。
1992年底公布的武汉大学新校门设计方案,当时牌坊上的校名采用的是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后来又改回了“国立武汉大学”六字
在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武汉大学新校门于1992年底破土动工, 1993年 9月宣告落成。这座新的校门牌坊位于八一路与珞珈山路(大学路)的交会处, 其大小与街道口老牌坊基本一致 ,只是柱底夹杆石造型有所不同,并增加了一些装饰图案。牌坊两侧的 门房 ,则是以1990年落成的 人文科学馆 塔楼为原型设计而成。
牌坊后方不远处的 “校训墙” 背面,则镌刻着 “个人捐助一百元以上” 人士的姓名及 “单位捐助一千元以上者” 的名称,以感谢和纪念广大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为武汉大学慷慨解囊的善举。
1993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2012年拆除)。如图所示,当时学校的入口处还立有一面巨大的校园地图,而校门牌坊后的珞珈山路(即民国时期的“大学路”在武大校园内的那一段),其宽度还不到现在所谓的“自强大道”的一半
将近20年后,为改善武汉大学正门周边的环境与交通,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大文理学部与信息学部之间的八一路沿线修建一条地下通道,并将路面改为绿化广场,使两个校区实现无缝对接,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由于1993年落成的新校门牌坊正处在八一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之内,为了配合这一惠及学校的市政工程的施工, 武汉大学遂于2012年10月将这座建成还不到20年的校门牌坊予以拆除,然后进行异地重建。
2012年10月9日,被拆除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以上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1993年落成的这座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其历史虽短,但也早已凝聚了诸多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厚意,承载了一届又一届武大学子的青春回忆,令他们恋恋不舍,并对其最终遭到拆除的不幸结局感到深深的惋惜。
4.0版:再次重建的新校门牌坊(2013年至今)
2013年 9月, 在被拆除的“93版”牌坊旧址以北约10米处,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正式登场亮相 ,其 造型 与1993年建成、2012年拆除的 第三座牌坊 基本保持 一致 ,只是 尺寸略有放大 ,所有石材均取自中国石雕之都—— 福建惠安 。
两个月后,与之配套的 校门广场 也全面完工,总面积2.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广场两侧,种植着由广大校友慷慨捐赠、以高大常绿植物为主的 “校友林” ,高大挺拔,四季葱茏,与焕然一新的校门牌坊一道,喜迎莘莘学子与四海宾客。
2013年9月落成的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
武汉大学新校门牌坊(徐应荣摄)
综上所述, 在武汉大学历史上先后存在过的四座“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中,目前尚存1936年建于街道口的老牌坊与2013年在武大正门重建的新牌坊这两座。 前者饱经风雨沧桑数十载,最终于2001年入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已有80多年的历史。后者与前者 样式相仿 ,只是 尺寸与装饰略有差异 ,以崭新的姿态成为武汉大学的地标性建筑。
这一新一旧两座牌坊,虽然空间距离不过数百米,但在时间维度上,却跨越了近80年,充分见证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沧桑变迁。两座牌坊上的 四根八棱石柱 ,通常都被人们解读为 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 。80多年过去了,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地理位置与“版本”几经变迁,而不变的则是 “辟门吁俊”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宏愿与热诚。
关于“国立武汉大学”牌坊题写者的历史“悬案”
长期以来,关于 “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这六字校名究竟是何人所题 ,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并且众说纷纭的一大热门话题,甚至总共有过 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王世杰、闻一多、刘永济、萧君绛、郭霖、曹立庵以及摘录颜真卿字帖等十多种说法 。然而,以上的每一种说法, 都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足以证实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一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 1935年 在街道口建成的 木牌坊 与 1936年 在同一地点建成的 水泥牌坊 ,其中的“国立武汉大学”字体是不一样的,而后者在“文化大**”期间又曾被替换为毛体的“武汉大学”四字,到了 1983年 学校决定恢复其历史旧观之时,因之前被覆盖掉的30年代的旧有字迹已无法恢复,于是便特别邀请了著名书画家 曹立庵 先生重新题写了“国立武汉大学”六字。 1993年 和 2013年 ,武汉大学两次在八一路边复建校门牌坊,其中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名字迹均是由1983年曹立庵为街道口的老牌坊重新题写的字迹直接复制并沿袭而来。至于20世纪30年代在街道口的木牌坊与水泥牌坊上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名,其题写者分别为何人,至今也没有一个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准确答案,可以说已 基本不可考 ,而且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越来越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大 难解之谜 。
1935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1936年损毁)的“国立武汉大学”木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题写者不详)
1936年在武昌街道口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最初的校名字体(题写者不详)
武昌街道口“国立武汉大学”水泥牌坊目前的校名字体(曹立庵题)
1993年落成(2012年拆除)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曹立庵题)
2013年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校名字体(曹立庵题)
最后的“彩蛋”
“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的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全部结束呢!
事实上,在武汉大学1993年和2013年先后修建的本校历史上的第三座、第四座牌坊之间,世界上还曾经出现过另外一座刻有“国立武汉大学”之名的牌坊!
2000年8月,刚刚经过了四校合并的武汉大学,又设立了一所*学院——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约在2005年前后,该校在汤逊湖边的新校区落成,几年前,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照片,发出来和大家共同欣赏一下——
上面这张照片两边的几栋校舍,看起来感觉是不是很“眼熟”啊?——跟武大文科区的经管大楼、法学大楼、外语大楼以及杨家湾的化学大楼、计算机大楼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再看看中间的那座牌坊,是不是更眼熟?
是的,你没有看错!一样的——“學大漢武立國”!
至于牌坊的背面……可惜在网上找不到图,但我本人曾经实地探访过,也是完全一样的——“文法理工农医”!!!
完全就是原封不动地“山寨”了过去,哈哈
到了2011年,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正式与其母体高校武汉大学脱钩,宣告“*”,并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随后,该校所仿制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校名也被改成了以下这副模样——
不管怎么改,看起来感觉都还是很“亲切”,是不是?哈哈!
与此同时,该校又新建了一个东门牌坊,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完全按照原样来“山寨”,而有了很多细节上的改动——
写到最后,笔者衷心希望,在武昌街道口的那座年近九旬的“国立武汉大学”老牌坊经过仔细修复、焕新归来之际,我们对它的保护工作也能进一步加强,不仅要极力避免被撞损的事故再次发生,而且还应该继续努力改善其周边环境,使之最终得以真正焕发并长期保持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尊严与神采!若能做到这些,则实乃吾城与吾校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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