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是怎么回事？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靠前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靠前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 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 。”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

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 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 。”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际，**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会*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

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 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 ”。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 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

11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湖南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 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

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 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 ”。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 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 。”张治中也强调“ 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 报告辞公，长沙大火 ！”陈诚懒洋洋地说：“ 叫他们救火就是 。”张振国急了，“ 整个长沙大火呀 ！”

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 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 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 ？”张治中解释说：“ 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 。”

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 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 ”，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 拟以汉奸纵烧为由 ”，陈诚明确反对：“ 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 。”

如何处置长沙大火，蒋介石煞费苦心，“ 靠前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 文白兄多年献身**，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 ？”同时强调自己是“ 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 ”，“ 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 ”。

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蒋介石和颜宽慰：“ 还是要做工作 。”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就任委员长侍从室靠前处主任，每天早上8时前准时步行上班，风雨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误会也在慢慢消失。“ 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 。”

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对张治中的看法彻底转变，认为他“ 无私心，无野心 ”。

1949年1月，在内战中接连败北的陈诚调任台*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久亦下野乡间。解放军渡江在即，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张治中等北上和谈，谈判破裂之后，中共挽留代表团留在北平，周*来语重心长地说：“ 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

从此，张治中与蒋介石、陈诚分道扬镳，再无鸿雁往来。五六十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

参考文献

1、《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3、《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

4、《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5、《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6、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

7、《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8、《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

长沙史上最大惨案：大火连烧5天，3000余人丧生…是天灾还是人祸？

文／王戡

长沙西南郊，1938年11月20日，伴随着几声枪响，3名高级军官成了3具尸体。行刑的宪兵用白布、毛毯将尸体遮盖。监刑的军官唏嘘几声，离开现场。举目北望，市区一片残垣断壁，余烬尚未熄灭，伴随着寒风卷起烟尘。

当天，长株警备司令部贴出布告：“案查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湖南省会警察局长陆军宪兵上校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经本会高等军**审审判，各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在案……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

这是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最后一幕。灾后一周内，蒋介石快刀斩乱麻，以3条人命止住汹汹众口。这场灾难已经成为长沙人的共同记忆，镌刻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长沙在燃烧

回到七天前，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市内突然闪起一处处火点，火焰仿佛有自己的意志，从街上顺着外墙面爬上风火墙，引燃了木质的房梁、立柱，把一座座房屋变成了燃料。几个小时内，从一个院落到另一个院落，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成为一片火海。

湖南素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长沙正是这个“军省”的省会。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沙成为沟通华东、华北与西南后方的重要通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此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成为日后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又有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取道长沙继续向后方撤退。

武汉于1938年10月25日沦陷，日军侵入湖南，占领岳阳。长沙由后方中枢变成了前线重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军界巨头都曾在长沙停留办公。11月起，长沙市政府几次组织疏散机关学校和民众，但到11月12日这天，许多商户仍有留守的员工，还有不少居民留在城内。**会*治部部长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治部副部长周*来也住在长沙。

深夜火起，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大街上，站岗的警察已经不见了。汽车和马车堵在街口，鸣笛、吆喝和叫骂的声音不绝于耳。匆忙收拾行李出逃的民众乱成一团，在大火封街的局面下，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寻找每一个能出去的通道。市民邹开华沿途看到“街上的电灯柱子倒在地上……那电灯柱和电线一样，四处绊着”，“中山亭啊、北正街啊，火势腾腾，还有小汽车都燃起了火”，“有些大姑娘、婆婆、老倌哭哭闹闹，天哪，那怎么得了哇，那喊天叫地的多得很”。

周*来住在城内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事后对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形容了当时的场景：“放火兵士持汽油浸透之棉花，先叫门喊避，遂即点火，亦有一面喊敌人已来，而火早已点着。人民究竟听见与否，或全喊到没有，不得而知。”

湘江东岸的大西门、灵官渡码头挤满了人。幸运的人登上了轮渡，不幸的人被挤掉到河里。摆渡民众的木划子船手纷纷喊出高价，没带够钱的人为了过江，只能各显其能，有的坐进了木桶，有的抓上了门板，还有人找些竹木仓促捆绑成排子，或者干脆放弃了行李游泳。没办法的人只好沿着湘江往南跑。

浏阳门长沙火车站里，一列满载**会各部公物，以及军统局人员的车厢正在等待车头。乘客眼睁睁看着周边从飘起烟雾，到民房燃烧，继而围着火车站形成一片火海。原本就在火车站等待转运的伤兵，以及逃到附近的居民拼命挤上车厢。正在此时，从株洲开来的车头挂上列车，徐徐开动，逐渐加速试图冲出火海。军统局官员陈正回忆，“列车快开到起火处时，十多名号兵齐吹冲锋号，火车头加足马力冲进火海”，终于脱离险境。只是，许多坐在车厢上方的人，被火焰烧焦了眉毛、头发。

天心阁、火宫殿、贾谊故居、三角花园……长沙市内众多名胜古迹被付之一炬。往日繁华热闹的司门口、坡子街、太平街，都变成了祝融肆虐的修罗场。著名的九如斋南货店被焚毁，储存在店内的海味、洋酒、罐头焚烧一空。瑞丰绸庄的建筑本就注重防火，但在全城起火的高温熏烤下，所藏的布匹事后看似完好无损，一触就化为粉末。最惨痛的是余太华金号，店内号称收藏了440颗汉印，都化成了铜块、铁饼。开骨质麻将牌店的袁涤一家幸运逃出，但全家产业只剩下一个大铜墨盒、一副红木算盘，邻居开钟表修理铺的张祥和一家则是18口人无一生还。

大火之中，也有保住家业的幸运儿。朝宗街吉丰粮栈的业主高清和，没有像其他商人一样只留几个员工看店，而是将20多名亲属、伙计全部留下，火起之时就开始动手拆除粮栈外围的建筑，形成一条防火隔离道，得以自救成功。邻近商号的少东家黄芸青看到一片废墟中，高家产业“犹自依然屹立，未为火毁，我为之骇然”。同样幸运的还有城北三和饭店，经理柳三和见搬迁无望，索性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都拿出来，款待进驻的放火队员。结果放火队员醉饱得昏睡不醒，到了放火的时候尚在梦乡，让附近街区逃过一劫。

大火因何而起？

抗战军兴，面对华北、华东战场的节节败退，国内各路军事领袖都在思考应对日军的办法。这些将军在靠前次世界大战前完成军事教育，脑海中最接近的学习对象就是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法俄战史”：俄军拒绝与精锐法军决战，而是靠广大纵深向内陆持续撤退。拿破仑虽然占领了莫斯科，却因补给不济，面对俄国寒冬损失惨重，大败而归。

桂系领袖李宗仁只上过陆军小学，也提出一篇“焦土抗战论”，将坚壁清野作为精义所在，“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

焦土抗战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李宗仁，影响了各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省主席，也影响了蒋介石本人。从南京、上海，到青岛、徐州，诸多名城失陷前后，蒋介石都或多或少流露出坚壁清野的想法。到武汉失守前，更是对城内的交通、道路、桥梁、工厂进行了系统破坏，蒋介石称“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

焚毁长沙的决策究竟从何而来？蒋介石日记和保存下来的往来文电中无迹可寻，当事人回忆则各不相同。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声称，是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部署的。席楚霖更是明确声称，蒋介石直接向张治中下达焚毁长沙的面谕，张治中在11月10日的省政府紧急会议上透露给了在座军政官员。

张治中却说，11月7日军事会议只是检讨武汉弃守时为何没有彻底破坏，并没有涉及火烧长沙，直到11月12日上午他才收到“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的密电。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的日记显示，他到12日下午才从张治中那里得知“奉委座电令，长沙失陷应焚毁”，并着手进行准备。

按照会议部署，酆悌会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之后，决定以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担任焚城总指挥，将该团士兵3人一组编为100个组承担放火准备，并叮嘱“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他并未下令当天放火。12日午后，张治中审议了酆悌等人送来的焚城计划，叮嘱要在汨罗江守军撤退后再开始行动，要求次日做好细则后再送来审阅，之后便开始准备晚上到广播电台做孙中山诞辰纪念演讲的讲稿。黄昏时分，市长席楚霖还组织市政府机关、社团人员和民众300余人，进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火炬游行。

放火计划本应保密，但在当时的熟人社会并无秘密可言，消息在上层尚未传开，底层已经人尽皆知。12日下午，省政府官员徐石林的人力车夫告诉他，“外面传说今晚要放火”,声称“是外面的商民从警察口中得来的”消息。张治中晚上出发去广播电台时，看到警察都不在岗上，派人询问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得到的答案是“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待他结束广播，再派人找文重孚时，回复不但找不到人，连省会警察局的大门都用竹板钉了起来。

种种现象没有被**们重视警觉。张治中结束广播后，又到橘子洲使馆区见了英国领事，才返回城内二里牌公馆休息。**会*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参加衡阳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后，连夜乘车前往长沙，沿途不断有人告诉他，“去不得了！敌人迫近长沙了”。情报军官出身的康泽对此深感诧异，日军尚未通过岳阳，怎么会晚上之间逼近150公里外的长沙？

抵达后，康泽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打探情况，发现司令酆悌已经回家睡觉，参谋处处长许权拿来破坏长沙的方案给他看，上面还有张治中“明早七时检查”的批示。两人讨论了一下方案，康泽认为放火的信号在白天用打钟，晚上不应该换成防空警报，一旦发生夜间空袭会误事。许权答应第二天再修改一下。康泽见夜色已深，市面无事，便动身离开。

回衡阳的路上，康泽偶尔回头，看到长沙有一处起火，随后越燃越大，心中颇为怀疑：“这是有计划的破坏呢？还是哪里不慎失火所引起的误会呢？”刚刚入睡的张治中也被副官叫醒，起身到窗边观察，看到城中已经起火，给各处打电话询问，线路均已不通。

一场灾难，至此已经无法挽回。

三条人命万古冤？

11月13日晨，康泽回到了衡阳，从电话中得知了长沙全城大火的消息。他日后回想起来，仍然对当时的困惑记忆犹新：“我当时仍然不能判断，那是有计划的破坏，或者是哪里失火所引起的误会。此后几天，并没有听到敌人迫近长沙的消息。”蒋介石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长沙电话终日不通，据报伤兵放火，秩序甚乱，以意度之，不止于此。”

事后调查认为，日军攻入湖南之后，省政府已经决定迁走，将于11月15日正式在沅陵办公。11月12日凌晨起，四处传言日军渡过汨罗江，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带领警察、消防队擅自撤离。当日晚市内冒起一处普通火灾，由于无人救护，导致执行放火任务的警备第2团官兵认为是破坏信号，开始四处放火，导致灾难发生。

据监察院统计，长沙文夕大火后掩埋遇难者遗体639具，市区31884栋房屋仅剩10747栋，造成灾民12.4万人，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外界的指责一股脑涌向湖南当局，首当其冲的就是省主席张治中。而张治中对焚城准备工作何以成为了现实行动，也是一脑子浆糊。酆悌向他汇报，“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张治中也向他人如此转述，“定系另一系统所为”。陈诚听到后，忍不住埋汰张治中“真亏他说得出口”。

多年后，张治中在撰写回忆录时，将事情的发生归结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总之大家都有责任。但只有他能够做出这项总结，其他人就没这个运气了。

被列为首犯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湖南人，黄埔军校靠前期毕业生，原本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1938年10月，也就是大火前一个月才调任长沙警备司令。作为具体安排焚城计划的负责人，酆悌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将至，11月12日完成焚城计划初稿后，他就回家睡觉去了。

火起之后，部下劝他撤到湘潭，他坚辞拒绝，而是赶往张治中官邸汇报情况，并且认为“时在主席处者，仅余一人，彼之亲信干部，尚无一人到也”。酆悌认为自己虽然“责任所在，自难逃其咎”，但是“余非刽子手，而仅为一传令之转承者，以公私关系而论，以部队不听指挥而论，余之罪并不大也”，命运却对他开了个玩笑。

11月14日，酆悌在日记中写道，“张主席（张治中）接陈司令长官（陈诚）电话，委座（蒋介石）来电谓不能冤某，应查明其实此事之错误”。同日，蒋介石却已经拿定主意，在日记中将“拿办酆警备司令，追究长沙放火案”列为待办事项。张治中、陈诚似乎向酆悌撒了谎，但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当日日记也提到，蒋介石曾说“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可见蒋介石的思路，在一日之内就起了变化。

陈诚档案保存下来的书信，透露了蒋介石改变主意的原因：“靠前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考量之下，只有重演曹操“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的*治技巧了。

庙策已定，命运的车轮便向张治中之外“其他几个疏忽的高级人员”隆隆碾去。11月15日，酆悌、徐昆、文重孚被扣押。徐昆是预定的焚城总指挥，放火主力都是他部下官兵，把计划演变成行动，自然该承担责任。文重孚撤走警察并逃往株洲，置城市秩序市民安全于不顾，也是罪责难逃。

但是，酆悌对自己的境遇难以理解，他“手无兵卒，仅负名义上之责，更受命于武汉将陷，所谓于危难之中”，在焚城这件事上更是“一切均为上面所指挥，下面所实行，余仅居中间，等于一留声传音机而已”，为何要承担责任？

更何况，此前奉命一起拟定焚城计划，事后又一起追查责任的省保安处中将处长徐权，却没有遭到拘禁之难。放火的警备第2团名义上受长沙警备司令部指挥，实际由省保安处组织筹建、考核官佐、支持粮饷。在酆悌看来，徐权才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但徐权是张治中保定军校的同学，自然得到袒护，自己便成了替罪羊。

11月18日，蒋介石下令组成长沙文夕大火军事会审。当天晚6时开始审讯酆悌等3名在押人员，直到10时结束审讯。次日，审判长钱大钧向蒋介石提交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负责拟定计划的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身上，而酆悌“对一切事情，交付许权，实应负完全责任”，徐昆作为执行者责任以此类推，文重孚与放火无关，但“撤岗为其罪过”。因许权已经逃匿，先行建议判处酆悌十五年徒刑、徐昆十二年徒刑、文重孚五年徒刑。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直接下达了批示：“酆悌负省会警备全责，疏忽怠惰，殃及民众，应即枪决，徐昆怠忽职守，殃及民众，应予枪决，文重孚未奉正式命令，擅离职守一并枪决可也”。当时军法体制源自1930年颁布的《陆海空军审判法》，军**审除少数情形外均为一审终审，不得上诉。判决一经下达，酆悌等3人命运已定。

与此相匹配，张治中革职留任，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免职留任，保安处处长徐权革职查办，各有参差，但都罪不至死。酆悌、徐昆、文重孚死于军法，历来有人喊冤，矛头直指张治中本人。“治湘有方，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的对联困扰了张治中许久，直到1950年代，他还为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中提及大火责任一事，与其多次写信，辩白责任所在，并将往来信函都保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

蒋介石急于解决外界对长沙文夕大火的指责，安定湖南*治军事局面，用意十分明显。负责军**审的审判长钱大钧是侍从室主任，接管长沙治安，后来负责执行枪决的长株警备司令俞济时是前侍卫长，等于将整套事务交给自己身边亲信处理，以求快速解决。

如果不是如此，酆悌等3人可以不死。明显的证据便是“罪魁祸首”许权的命运。他在事发之后逃匿，后被军统抓获押到重庆，虽然也被判处死刑，但在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袒护之下改为无期徒刑。服刑期间，第5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念及与酆悌的交情，对老同学的旧部分外照顾，以保外就医名义将许权接往昆明，任命为少将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又保举为运输学校中将教育长，蒋介石照准不误，过去的问题全部烟消云散。

长沙也在战乱后逐步恢复，只是这座城市的灾难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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