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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控制模式
与明火执仗的国有大股东相比，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模式与东亚国家所惯见的控制结构十分相似。
从控制链结构观察，如果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作为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次的层宽，国有上市企业的控制链大多呈倒金字塔结构，越往上，控制人的注册资本越大，不少公司的资产规模仅占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很小的比例，这主要与国有企业部分上市有关。民营上市公司就不同了，它的控制链大多呈金字塔结构，基本上是以小控大，控制链的结构相对更为复杂。
其中有什么奥秘吗?有。
如果一家公司只有一个股东，也就是100%持有公司股份，该股东损害公司的利益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该股东直接控制某公司30%的股份，也就拥有了相应的30%现金流量请求权，要挪走公司的利益，就可占其他股东70%的便宜，但他要冒违法的危险。
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大股东一直喜欢采取间接控制的办法为自己牟取利益。假设A、B都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甲直接持有A公司30%股权，A公司又持有B公司25%的股权，甲对B的现金流量请求权仅为7.5%（30%×25%），但甲却可能是B的第一大股东，拥有控制权。
甲间接控制B公司的另一种办法是，甲持有A公司30%的股权，同时通过拥有20%股权的C公司持有A公司10%的股权，这样，甲对A公司的控制权为40%（30%＋10%），但现金流量请求权仅为32%（30%＋20%×10%）。接着，仍是由甲持有B公司25%的股权，由于甲是通过A和C两家公司的控制链持有B公司，甲对B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为8%（30%×25%＋20%×10%×25%），但控制权为两条控制链的较大者，即20%。
很明显，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给大股东带来利益，在民营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中，中间的层次越多，处于最高层的最终控制人就越有可能投入较少资金来控制上市公司。
在德隆倒台前夕，其领导人唐万新对天山股份的控制结构是：唐万新持有德隆国际13.6%的股份，德隆国际持有新疆德隆92%的股份，新疆德隆又持有屯河集团90%的股权，屯河集团又持有屯河股份15.15%的股份，屯河股份最后持有天山股份29.42%的股份（见图4）。
唐万新对天山股份的中间控制层多达四层，他对公司的所有权仅为0.5%，却拥有高达13.6%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天山股份出现巨亏，唐万新的利益受到的损害也较小，所以，他轻易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来换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中国股市中，许许多多所谓的“系”无非采取类似的间接控制方法，据《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5）：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分析，2004年上海股市同时控股两家（及以上）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有26家，被控制的上市公司有47家。这些民营企业构造企业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水平控制，即同时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并居于控股地位，上市公司之间则保持相对独立。顾雏军在被捕前直接持有60%的GCT投资和90%的扬州格林柯尔两家公司，扬州格林柯尔又持有60.67%的亚星客车，而GCT投资100%地拥有格林柯尔，格林柯尔又拥有40%的广东格林柯尔，广东格林柯尔则拥有26.43%广东科龙和20%的美菱股份（见图5）。
第二种是垂直控制，也就是金字塔式的纵向层控股方式。控股者位于金字塔顶端，由其控股第一层上市公司，再由第一层上市公司控股第二层上市公司，依此类推，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放大。如全国工商联主席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张宏伟以32.66%的股份控制东方实业，东方实业又以31.97%控制东方集团，东方集团则控制27.13%的锦州港和参股5.5%的民生银行。（见图6）
锦州港是一家主营港口业务的上市公司，发行有A股和B股，曾是绩优股群体的180指数成分股之一。但在2002年10月，锦州港涉嫌巨额财务造假被媒体揭发，锦州港之后两次公布造假事实，涉嫌虚增利润56,818万元。
1996-1999年四年间，锦州港的造假手法非常简单，直接虚增应收账款或货币资金，截至1999年年末，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只有45,693万元，其中有21,367万元是虚构的。
2000年开始，张宏伟意识到这种造假手法很容易被审计出来，便通过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填补银行存款巨额窟窿来继续造假。到了2001年年末，货币资金缺口被填实，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却虚增了34,164万元。
也许有高人在指点，张宏伟在虚增收入的同时还虚构利润分配，因为只虚增收入，往往会导致资产虚增，资产虚增容易露破绽，但通过利润分配的名义将虚增的资产“分掉”，就不会虚增资产了。此外，张宏伟还利用2,349万元费用挂账及冲掉3,689万元虚增“其他应收款”等造假手法来操纵锦州港的股价。
像张宏伟这样一个造假犯不但没有被市场禁入，至今（2006年9月）仍是民生银行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股东之一，不禁令人对该银行的状况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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